近日，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同日迎来新校长。三位校长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本校制造——他们都是从本校副校长的岗位上升任校长的，清华和浙大的校长更是从毕业后就一直留校的“土著”。（3月27日《京华时报》）
　　
　　三所名校同时迎来本校升任的新校长此前并不多见，引起关注并不奇怪。毫无疑问，校长对一所学校的常规教育和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校长的风格、气质、情操、激情，甚至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校，影响着师生员工。从本校岗位升任的校长，无论是从对本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的理解，同本校教工学生的沟通，还是与本校其他领导的协作来看，都要优于外来的“和尚”。
　　
　　校长本土制造的好处多多，可是为什么很多学校难产“土著”校长呢？关键问题还是校长级别与行政级别挂钩，很多情况下是权力平衡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如今的校长不仅仅是校长，他们还是某个级别的行政官员。这种历史造就的双重身份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有其合理性，比如可以更好的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计划，可以为本校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当然，在教育资源并不丰裕的时期这样的争取更像是挤占。
　　
　　校长的级别，取决于所在学校的行政级别，将全国千余所高校人为的分为三六九等早就备受诟病。划分的后果是在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各个层面人为的制造了各种障碍和歧视，教育资源在学校间的不合理分配，教师不平等的待遇福利，学生就业的歧视，企业招聘只认学历不认人，招不到适合的人才，都与高校的级别关系密切。
　　
　　学校行政化的严重危害还表现在外行领导内行。以笔者所在县区一学校为例，该校是一个副县级单位，曾经就有一位校长从乡镇镇长调任，其本人根本没有教育从业资格，也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调任校长无非就是希望临近退了，将级别从科级换成副县，任职业绩可想而知。
　　
　　学而优可以为仕，但前提是要理清两者区别，既为学也为仕的校长往往容易把重点从学问变成了处事。因为行政官的权利和福利远大于学者、讲师的待遇，现实诱惑着他们荒废正业削尖脑袋钻进管理层，也诱惑管理者向更高级别爬升。
　　
　　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总有人舍不得这顶官帽，喜欢在校长后面注上行政级别，这都是改革的阻力。虽然去行政化面临多重困难，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多出“土著”校长做起。
　　
　　文/任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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