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总要有个理由。今天“我不高兴”，能否成为请假的理由呢？搁在过去，肯定不行，领导会瞪着大眼看你：是不是有病！今天，宁波公交公司的司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身体状况来选择是否上班（4月16日中国新闻网），这“我不高兴”还真就成了请假的理由。
　　
　　身体不好叫“病假”，家里遇事叫“事假”，自己成亲叫“婚假”，女子分娩叫“产假”，死了亲人叫“丧假”，看望异地工作的配偶叫“探亲假”……这“我不高兴”能叫什么假？长期以来，不拿这“我不高兴”当作请假的理由，似乎天经地义。但若“不高兴”了，心烦意乱，魂不守舍，非要上班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出点状况。不少意外事故，也许就源于这“我不高兴”的情绪失常。宁波公交公司能正视这个问题，实施“情绪签到”，让“我不高兴”堂而皇之地成为请假的理由，体现的无疑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
　　
　　过去“我不高兴”成不了请假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时的生产条件比较落后，人们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譬如挖坑、抬土、挥锤、织布……机械性劳作，有力气就行，心情好不好，实在不重要。纵然不高兴，也不能凭它去请假。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时候，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这“情感和归属”也就成不了迫切的需要。当年的管理比较简单，也许就源于当年人们的需求特别容易满足。“穷开心”的心理机制，其实就在于“开心”的阈值特别低。满足需求的条件越差，需要满足的需求也就越少，那么，满足不了的烦恼也就相应减少。累得牢骚也发不动了，这牢骚自然也就少了。有些年纪大的人，反觉得过去那缺衣少食的日子特别快乐，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此。
　　
　　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许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更替为以脑力劳动为主，蓝领与白领的外在差异日渐缩小，身体圆润的时候，神经也变得敏感，情绪就特别容易波动；周六工作制变成周五工作制，闲暇多了，文化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取向也日渐多样化……情绪影响工作，就成为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去年7月，沈阳、宁波、香港都搞了枕头大战，香港还连续搞了四届。年轻人带着枕头，聚集在公园里激战一番，图的就是释放心理压力。这在过去会被看作是神经有病的表现，今天却成了避免神经有病的举措。譬如公交司机，一旦油门踩错、方向打错，就有可能成为要人命的差错，这“我不高兴”自然就该成为请假的理由。孰轻孰重，自不待言。
　　
　　只要一个人的请假总量是限定的，一个单位顶班的人员是足够的，那么，让“我不高兴”成为请假的理由，对于某些特殊岗位来说，就应该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宁波公交公司的做法，我以为，极具借鉴意义。
　　
　　文/慕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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