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下发文件，提出“重点治理中小学违规补课及其乱收费问题”。但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虽然教育部门年年下发文件整治此类现象，要求公办学校教师不得在校外教育机构兼职、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并定期对外公布违规补课典型案例，但是来自家长和老师两方面的需求依旧旺盛，导致违规补课仍十分火热，且从之前的公开转入“地下”。据悉，为逃避监管，一些公立学校教师会跨区县兼职开班，熟识的老师之间会相互介绍学生给对方的补习班。（7月1日新华网）
　　
　　禁止违规补课文件年年发，成为一种惯例，但执行落实情况并不理想。这个结果并不令人奇怪。教师不反对、不反感补课，这并不是一些人猜度的在课堂上有意留一手，然后逼迫家长掏钱让给孩子补课，而是为了提高教师教学、学生应试的成效。课堂上有意留一手，逼学生补课，事实上也只有部分学生才具备花钱“吃小灶”的条件，如此一来，必然要使得另外部分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一个班级的学生平均成绩下降，将直接影响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绩效考核甚至评级定岗，更何况，自己的学生也完全可能找别的老师补课，会有哪个教师笨成这样？
　　
　　单纯从教育效果来讲，小班制肯定要优于大班制，但在而今多数的中小学，这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一些重点、示范办学中小学校，班额越来越大，因材施教基本上无法做到。要提高学生学习成绩，除了“考考考”，就得设法巩固讲授。尽管如此，也只有部分孩子能够从这样的教学管理模式、应试方法中获益，会有不在少数的另一些孩子跟不上教学和应试训练进度。这种情况下，一些教师确实愿意通过补课的方式帮助学生提高（虽然补课未必能够获得预期效果）。
　　
　　各地中小学生的补课需求，就这样成为了一种刚性需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这种需求变得更为旺盛，涉及更多学生的原因，恰恰是近年来从国家部委到各省层面的教学、考试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和口号都离不了“为学生减负”、推行素质教育、改变教学评价方式等概念，却使得学生及其家长产生了更大的疑惑，感觉到更明显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条件的家庭会想尽办法，创造条件为自己的孩子找寻补课机会。
　　
　　这种情况下，尽管教育部门年年下禁令，但学生补课需求却在持续高涨。学生首选的补课老师当然是自己的任课教师，或是比自己的任课教师名气和实力高出很多的“名师”，再不济，还可以选择社会辅导机构。教育部门的禁令之所以很难发挥作用，就因为只能管住老师给自己的学生补课（尽管近两年的禁令中，完善补充了“公办学校教师不得在校外教育机构兼职、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等条款），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补课需求问题，因而让教育部门的这方面监管执法变得不受欢迎，无法获得师生和家长的响应配合。
　　
　　事实上，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官员也深知大班制、单一的学生评价方式，才是造成学生补课需求持续存在的原因。再加上，教师课外补课这样一种被界定为违规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受害人，相反，查处补课，不但会影响主管部门跟教师队伍的关系，而且在学生和家长中也很不受欢迎。
　　
　　一项长期无法获得切实执行的政策，需要考量政策的可行性。出台补课禁令的初衷，是减轻学生负担，但这个禁令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教育考试制度能否先行作出大的调整改革，能否降低学生和家长对升学考察不确定性的担忧——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小升初考试，还是中考、高考，甚至幼升小的考察、考试环节，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稀缺，从小学到高中12年都无法回避下一级升学考试的压力。因此，不允许补课，不允许教师和家长设法为至少部分学生解决因材施教无法实现带来的厌学、学习障碍、学习理解程度不高等问题，显得不近人情，某种程度上也要算是“懒政”的一种体现。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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