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孩子就“休战”，为了孩子的学业不受影响，很多婚姻出现问题的父母对离婚避而不谈，万事都要等到高考结束后。统计表明，每年高考过后的6到9月份，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的案例都会突增，形成一个离婚的“小高潮”。更有甚者，有已离婚夫妇为不影响孩子的学业，“演”好父母角色长达五年。（7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无论是那些婚姻已崩溃却隐忍不离的夫妻，还是那些已经离婚却仍在“演戏”的夫妻，离婚，然后各自追求自己的生活，才是他们的幸福所在，才是他们应有的权利。然而，为了孩子学业的稳定，他们不得不隐而不发，牺牲追求幸福的权利，只为换来几年表面上的家庭稳定与夫妻和谐。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绑架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牺牲真的好吗？
　　
　　就第一个问题，最直接的动因，是对孩子的责任让他们牺牲了眼前的幸福。作为父母，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有责任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尤其关涉到可能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稳定的生活状态与和谐的家庭环境就尤为重要，更不能有丝毫闪失。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责任观与伦理观。在中国父母们看来，一旦有了孩子，孩子的幸福也就成了后半生的人生目的，为此，个人的幸福与应有的权利都可以牺牲、放弃。在这样的责任伦理下，对很多父母来说，生命尚且可以牺牲，何况数年短暂的幸福。
　　
　　若进行更深入地探究，我们不难发现，责任伦理固然是直接动因，但是这一动因实则基于高考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基于高考乃在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一个人的毕生命运这一现实。一般而言，责任伦理虽为必要，但也应该与个人权利大致均衡。但正因上述现实，责任伦理与个体权利的天平上，前者才沉沉地压过了后者。
　　
　　当高考成为人生的分水岭，成为关系乃至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要务之时，它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集体信念，裹挟无数个家庭的生活与目标，一切都为高考让路，一切都为高考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无疑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任何可能影响到高考的风吹草动都将被规避。而那些可能对子女的学习造成困扰与负面影响的举动，无论其对于个体来说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也都将被视为不负责任之举。在这样的畸形生态下，面对责任伦理，追求幸福的权利必然会败下阵来，而牺牲，才是合乎个人责任感及家庭伦理的深明大义之举。
　　
　　所以，就此而言，追根溯源，乃是现有的高招制度与社会环境下，“高考决定命运”这一畸形社会生态绑架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随着社会的固化日趋严重、代际传递格局日渐成熟，高考的重要性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更趋强化，个体权利的牺牲也就更有必要，也更严重。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相比数年前，近几年，高考家庭总体而言的付出与投入有增无减。
　　
　　然而，回到第二个问题，这样的牺牲真的好吗？现实裹挟下的责任伦理绑架了父母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直接受益者——孩子，被家长们不惜牺牲幸福的责任感所绑架？多年的隐忍对于父母们来说乃是一种牺牲与付出，而它们最终会渗透到孩子的责任伦理中，落实到孩子的人生中。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孩子们欠下的一笔债，早晚需要偿还。这是一份由父母牺牲追求幸福的权利换来的爱，这样的爱，实在太过沉重，但又令人无可奈何。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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