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10月28日，四川启动“童伴计划”项目，从10个县的100个村分别选聘、培训一名“童伴妈妈”，每人负责一个村的留守儿童，目的是弥补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
　　
　　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国家完善监护体系，让父母外出后能够将孩子委托给符合法律要求的监护人。这话也没错，但总的感觉，还是有点偏大。符合法律要求的监护人难道不是孩子的父母吗？作为第一监护人的父母还活着，却去寻找其他的符合法律要求的监护人，这不是舍本求末吗？
　　
　　当然熊先生这句话，是以“父母外出后”为前提的。我们一直颠因倒果讨论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着眼点在留下来的人身上。事实上，走出去的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哪还有留下来的问题。造成留守儿童这一严峻社会问题的原因很多，城乡二元分隔的户籍制度“首当其冲”。佛家讲“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这一具体的恶果，实际上来自城乡二元分隔的户籍制度这一恶因。
　　
　　我一个远房表哥就是外出务工者。如果要杜绝留守问题，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农村照顾孩子和老人，他生活在信息闭塞的小山村里，那他就要靠天吃饭；另一个他带上孩子外出务工，可是，城市做好接待他们的准备了吗？
　　
　　不错，对他们的称呼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了变化，从盲流、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员到城市新居民，越来越好听，越来越有包容接纳感，而事实上在宣传稿里的称呼，离现实还有很远的距离，农民工的权益好像一直也都在宣传里。
　　
　　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两天，我们这里正在大张旗鼓地改造最后一片棚户区，那里主要生活着外来人员，他们又要流离失所了。城市里只有为农民工提供的工棚，工棚是住劳动力的，不接纳家庭，这些人失去了劳动力价值，工棚也就不存在了。贫民窟可以住家庭，但城市政治美学的设计师们，不允许他们安家落户。
　　
　　我表哥是70后，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生育低峰出现，如今他们村适龄入学的孩子不多了，开始撤校合并，各村的孩子都要走十几里山路去镇里读书。我所在的城市也在合并小学，剩余下来的教育资源仍然没有农民工孩子的份，学籍、户口证明、房产证、纳税证明，甚至无犯罪证明等等一切人为的、制度的歧视、不公把他们排除在外。公民工在如此逼仄的环境下，也只能留下孩子、老人带着满腹的乡愁了。
　　
　　您知道我们山东作为全国经济强省，小山村的留守老人是啥样的吗？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看门护院，山坡下最简陋的小石头屋子，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一个个蛰伏在山坳里的石头房子，低矮破旧，泛着暗淡的失血的白光，像极了坟墓，不错，那是活着的人坟墓。有很多老人，病了也就病了，死了也就死了，一切无声无息。老人的孩子远在陌生的城市里，因讨薪、因治安、因评比他们被驱逐、被歧视，居无定所。城市里没有他们的归宿，因为他们没有进入这个城市身份上的资格证。
　　
　　鄢烈山先生曾经愤怒地指责：“一没有战乱，二没有发生大饥荒要各自逃生，何以会出现这种不合人道、摧残人伦、损害人权益的社会问题？”
　　
　　这实在是一个太沉重的问题。农民世世代代成为提供劳动力的工具，且不说他们自己在城市里活得咋样，老人在孤苦中日渐凋零，孩子在没有呵护下日渐长大，这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没有享受公平教育的机会，除非有意外，否则他们仍然是和父辈同样的命运。鄢先生说“这是最大的伤天害理”。
　　
　　我表哥的孩子，见到我就会问：“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如何让所有的留守孩子都找回母爱？我们的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你们有答案了吗？
　　
　　文/猫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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