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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特困地区会同时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为什么这样的地区不能有效加强监管。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可成为答案的选项分别有：群众缺乏金融理财知识、常识，地方经济发展落后，上级有关方面未能很好的推进实现金融普惠化（完善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监管乏力甚至有效的监管根本就不曾存在。
这几个选项相互关联，联系在一起交叠强化。在我国，不光是特困地区、贫困地区，其他地方包括上海、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常识普及水平也不高，包括很多显得财大气粗的投资者，对于许多基本的金融概念也不了解，热衷于高风险投机操作，一些情况下会成为非法集资等带有欺诈性质的金融、类金融操作的受害者。
但如果单有金融常识普及水平不高这一个选项，并不足以导致大批群众因非法集资上当受骗，该选项通常要匹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金融普惠化程度低、监管缺失，才会放大其危害。
经济发展滞后，不仅意味着民众个人和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只能主要依赖于储蓄，忍受极低的储蓄增值收益和通货膨胀对于财富的侵蚀；而且，民众的创业发展也将面临融资难、配套条件差等多方面困难，这决定了这类地区很难出现踊跃的创业发展热潮。这类地区的民众依赖于储蓄保全有限的财富，偏偏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金融机构会竭力收缩金融网点，民众面临着存取款难，贷款则难上加难。
民众的钱存不进去，想要融资发展的企业、个人也贷不了钱，这成为催生非法集资的重要前提，而非法集资从小到大，从一些企业和个人最初真心实意融资发展到尝到“钱滚钱”、操作庞氏骗局的“甜头”，则跟监管缺失有关。
这就涉及前述的第二个问题，这类地区为什么不能有效加强监管。监管需要人财物资源的投入。金融机构因为特困、贫困地区无利可图而收缩网点，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监管领域，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完善落后地区金融监管体系的资源投入，被事实证明远远不足，而这也成为落后地区监管不足、建立不起可信的金融市场乃至持续陷于低水平发展的源头。
正如报道中洛宁县和嵩县有关官员所谈到的，落后地区获得的金融监管投入不光不足，而且上级单位的工作部署也非常“官僚”——落后地区的金融监管水平一望而知，既没有匹配必要的监管力量，也不具备相关的信息资源，这种情况下，上级单位所谓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创新的若干指示精神到了落后地区，只能变成难堪的摆设。
要解决豫西伏牛山区这样的特困地区的非法集资泛滥问题，需要纳入到实现这类地区金融普惠化的大格局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大有效供给，方具有可能性。金融普惠化，与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国内各地都应全面实现高水平的均衡供给。如果能够实现这方面目标，长期制约很多落后地区发展提升的障碍就可能得以解除；反之，如果不能真正做到金融网点、金融监管资源的普遍覆盖，落后地区即便不断得到国家层面及经济发展先行地区的项目、资金支持，也将难以提升“造血能力”。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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