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徐玉玉遭电信诈骗一案告破，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另有两名嫌疑人正在追捕中。宋振宁被诈骗案侦破工作也取得进展，目前警方已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及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生时”，即使坏人都被绳之以法，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还是无法起死回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让人心疼，但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够安慰家属、能够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呢？

　　虽然徐玉玉的父亲之前曾说，“给孩子一个交待就行，暂不考虑起诉相关部门”，但这并不能掩盖相关部门的失职失德之责。如果徐玉玉、宋振宁没有离世，或许很多场景还会“涛声依旧”平静如初。

　　公安司法部门仍然会熟视无睹。按照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的都应受到法律制裁，而这三个数额分别是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和五十万元以上。但在实际生活中，被各种诈骗侵害的群众却屡屡遭遇“公安不立案、法院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不是每个人都会像徐玉玉、宋振宁被骗案一样得到专案组的帮助。除了人员不足、精力有限等常规性的理由，有些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到底是嫌涉案金额太小，还是压根就从来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坎里？

　　电信部门仍然会独行其是。170、171虚拟运营商号段成为诈骗“重灾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管控不严的漏洞也早被广为诟病。但有些地区的工信、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却迟迟没有“重拳出击”，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助纣为虐。实行实名登记并建立完备的数据库、多点监控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多方联动严厉整治“伪基站”，不再让电信诈骗处于失管放任的状态，这到底是一个技术难题，还是一些人员的观念难题？

　　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仍然会见利忘义。实际上，让公众不堪其扰的不仅仅是诈骗短信和电话，培训机构“温馨”致电学生及家长，保险公司“热情”问候有车一族，“好心战友”凭借真实的家庭信息“捎”走军属的财物，都足够让人胆战心惊：自己到底还有多少隐私是真正保密的？当徐玉玉申请助学金两天之后就被不法分子以发放助学金为名行骗，当扬州的黄女士因为网购的所有信息被“淘宝客服”说对而被骗6000多元，这仅仅是个巧合吗？虽然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经入刑，但执行起来恐怕多是懒驴上磨或有心无力。信息的出卖者获得了廉价的报酬，但受害者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到底是法律的无奈，还是人性的悲哀？

　　的确，公民自身应加强防范意识和维权观念，但仅凭一己之力实在无法抵挡科技化、专业化、隐蔽化、流动化、复杂化的诈骗行径。近几年，全国电信诈骗平均每年致群众损失100亿元左右，面对如此猖獗的“洪水猛兽”，有关部门不能再沉默不语心慈手软了，也不要等到闹出人命了、媒体披露了、大众关注了才江心补漏临渴掘井。否则，徐玉玉、宋振宁的去世不仅毫无意义，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文/卜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