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亦姝和中国诗词大会的消息刷爆了我的朋友圈。甚至平时不怎么爱看书、也不懂诗词的人，借此也评头论足起来。作为大众传播意义上的电视节目，我也乐见更多人由此开始关注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但从深度思考的立场上看，要追问几个为什么——这背后的传统文化热（或者说“国学热”，尽管这个词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其根源在哪里？它会给人什么启发呢？

　　对中国当代文化变迁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近年“国学热”兴起的背后，电视、图书出版的传播功不可没。尤其是在2005年央视节目百家讲坛改版后，阎崇年、刘心武、于丹、易中天、康震等一批“学术明星”诞生。从学术的立场上看，他们的演讲，或许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难免存在的谬误，但他们对更多人而言，的确起到了普及常识、播撒兴趣的重要作用。由此，带动了更多人开始关注国学、历史文化。

　　在学术界，几乎有同步行动自发兴起，很难确定这是必然还是偶然，如果有更长的时间观察，就会发现在历史上，来自官方、民间和学术界的行动，有时会达成一种奇妙的默契。2004年，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学者、作家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传达的文化信息有些“集体登场”的意味，其指向便在于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唤起与复兴。

　　而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实质上是对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的一个延伸，只是借助大众传播和市场经济的新条件，进一步扩大在社会各群体里的影响力。而在知识界，真正的“国学热”兴起，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具体来说是90年代初期。

　　用李泽厚的话来说，上世纪90年代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兴起”，放弃对政治、历史的思想批判思路，而进入狭义的学术研究，这既有全面的商品经济时代铺开的必然因素，也有当时某种政治情势因素。《学人》杂志的兴起在当时可以被看成一个标志性的症候。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国学热”的潜伏期，或者说是起源期，它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我们需要在“向西方敞开”的立场上看待“国学热”的兴起，从外部看中国，而非简单地做内部的自说自话。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里蕴藏着当代“国学热”的起源问题。在此之前，从“五四”以来的知识界，“主流”都是不断朝向西方（具体来说就是欧美）文化敞开，“五四”倾倒了传统文化里的糟粕，但也砸烂了旧世界的一切。

　　极端之后往往就是反拨，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历史惯性。进入“新时期”后，虽然“文化热”讨论的重点依然是向西方的现代性延伸，但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发扬的内涵，在其中已有体现。

　　在“文化热”里，我们现在一般指以“三个圈子”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文化研究、翻译与出版热潮。作为启蒙思潮的核心部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内部出现了三个圈子：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甘阳、周国平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他们从政治、文化、文学、哲学等多重角度提出了文化改良的见解。

　　在今日看来，知识界谈及“文化”概念或相关问题实在太过正常，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政治环境下将“文化”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来讨论依然是令人振奋的。更为重要的在于，“文化热”提供了几种知识界可选取的对现代性想象的话语构型。根据张旭东老师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热”的“三个圈子”归纳为三种话语结构：

　　1， 科学和技术话语：“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2， 传统文化话语：“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

　　3， 西方理论话语：“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尽管，“文化热”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也充满着对现代性想象的叙述的分歧。在“走向未来”派的叙述中，将封建传统当成一个“超稳定结构”（金观涛语），而在“中国文化书院”派的描述中，也将传统文化看作一个抽象的“他者”概念进行辨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热”群体对传统的批判并不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在于将这个问题抽象化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这种研究思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构成了先验性的裁定。

　　也就是说，他们将原本复杂多样的问题简约化为几个抽象的概念。事实上，“新时期”知识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思维，根源不在他处，正在于“新时期”的起源就是一场“西风压倒东风”的绝对命题——新的话语主导者把过去看成一个“旧”的历史阶段，而将对西方现代性全面敞开的改革时期看成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这就导致了原本复杂的历史遗产成了一个可以简单处理的政治包袱，从而为“新时期”改革成员的实践行为留出余地。

　　这正是“国学热”思潮出现时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方式的本质情况。不难看出，在西方现代思想再次（上一次是“五四”时期）大规模引入中国的过程中，知识界对其所谓的批判性吸收往往采用的是“拿来主义”的简单思维。正如“文化：中国与世界”派在引入萨特的思想时，格外强调的是他存在主义的立场，从而为“新时期”对人道主义思想的弘扬做出进一步的推广，却忽略了萨特等人反抗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维度。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沉浸在对西方发达文明的幻想与对传统中国的批判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萨特的思想。也就是说，“文化热”对西方思想的吸收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而非全面的学术性的吸收（事实上，真正在学术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才最终得以深化与沉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很大程度上只是有选择性的浅尝辄止的文化实验）。

　　而在其中，“国学热”起源意义上的存在，也是往往偏执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也就是试图用“复兴传统”来达到为政治意识形态提供可寻资源的目标，但却不能拥有一种更多元和稳定的思路来对待传统。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国学热”里依然存在，祛除功利化的“国学热”或许才更符合文化传承的本来面貌。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