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山大学学生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任命公告》，公告中公示的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分为三大层次，其中部分职位还特别标注了“正部长级”或“副部长级”。

　　随即引发了舆论的二元对立：一方观点认为，中大学生会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大学精神尽失矣；另一方则认为“兢兢业业”的学生会与“官僚主义”并无半点关系。中山大学学生会随后于19日晚删除了该公告，并于20日中午通过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对“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深表歉意。

　　何谓“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领导作风；脱离实际，不了解下情，贪图享乐，满足现状；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推诿；讲求官样文章，繁文缛节等等。是谓官僚主义。

　　那么，“官僚主义”的骂名，真的应该让学生会来背负吗？

　　依赖“刻板印象”和主观推断，将学生会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是不负责任的。批评乃至评论写作讲究：入“地”有门，这意味着评论员作为社会活动家需要深入群众、了解真情实况。断不能依靠过往“刻板印象”形成的认知基模对客观情况进行定性甚至批评。

　　高校学生会是否存在“官僚主义”、学生会内部是否沾染了“官老爷”习气、当代大学生是不是存在一大批“官迷”，这些问题，“远离”高校的公众回答没有说服力、评论员未经深入调查的回答也没有说服力。相较于在网络上口诛笔伐沾染“官僚习气”的学生会，走进高校校园，深入调查才能让批评更站得住脚。仅仅依靠“刻板印象”和主观推断得出的结论，恐怕经不起推敲。

　　由学生会“科层制”的运用，推导出学生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当前公众却普遍把“做官”和“官僚主义”画上了等号。“官僚主义”的定性标准不应是“做不做官”，而应是“怎样做官”。学生会作为学生群体组织，即为“组织”，为使学生工作效率和效果最大化，必然存在职位分工与分层。若把以协调学生分工而使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职位分工与分层等同于“官僚主义”，恐怕是对“官僚主义”一词本身缺乏理解。

　　避重就轻地选择学生会作为“官僚主义”的批评点和“去官僚主义”作用力的受力点，不但是“双重标准”，更是对高校既有问题的不负责任。“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学生的需求、意见充耳不闻”“制定管理规则雷声大雨点小，不落实执行”如此种种。高校学生眼中见得最多的反倒不是网民口中“颐指气使、老气横秋”的学生会领导，而是“不深入了解学生诉求、办理学生相关事务不畅”的行政部门。在高校去行政化背景下，与其说高校沾染“官僚作风”的“官老爷”在学生会，倒不如说高校行政职员乃至管理层领导或多或少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坏毛病。对高校行政及管理层“官僚作风”的习惯性忽视和对学生会“科层制”运用的严苛指责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出的“双重标准”，对从根本上解决高校的既有问题并无正向推动力。

　　作为学生进入社会的“前哨站”，即便没有中大学生会风波作为“引子”，高校“去官僚主义”也势在必行。对高校“官僚主义”习气的深恶痛绝，体现了公众对下一代能在“去官僚主义”环境中成长的希冀和在可见或不可见的未来整个社会“去官僚主义”的期盼。但是，“去官僚主义”作用力的受力点不应该是学生会等学生群体组织。即便饱含沉甸甸的希冀，也不应让其成为避重就轻之理。

　　高校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组织，“官僚主义”的恶苗在高校内破土，是高校中的每一个个体乃至全社会为其埋下的种子。断不能撇清所有关系，而让学生来背负行“官僚主义”之风的恶名。高校“官僚主义”祛病除疴之路任重道远，让学生会来背负“官僚主义”的骂名，真的合适吗？

　　文/林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