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则新闻笔者读后很有触动。一则是《半月谈》刊文称：面对难缠的人和事，为了促进村里发展，有的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一些狠招，恩威并施；有的村干部为了达到目的，明知违法违规，还是不择手段，采取打折腿、点燃车等暴力方式；一则是网友爆料重庆市开州区中和镇为治理滥办酒席，在街头悬挂“不要屁股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不知耻的人去帮忙，不要脸的人去吃酒”的辱骂式宣传标语。

　　两则新闻虽然事件不同，但是，却都反映出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狠人治村”凸显的是法治意识的单薄；“诅咒式宣传”暴露的是文明素养的缺失。这类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在乡村横行，绝对不是村民的福音。但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治理方式还有生存的土壤呢？还有存在的空间呢？

　　哲学上说，“存在即合理”。那么此类治理方式“合理”在什么地方呢？不妨以“狠人治村”为例，好好剖析一番。

　　狠人为何能当选村官呢？其实狠人在农村，在很多语境下，并非是贬义词，相反而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代名词。第一，这些狠人一般在农村都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他们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为了不少村民艳羡的对象；第二，这些狠人人际关系广，利用手中掌握的人脉资源丰富，能办事也能办成事；第三，这些狠人往往还是家族势力和宗族势力的代言人，拥有选票基础；第四，这些狠人通常还与基层官员交往密切，更有甚者一些基层官员还要依靠他们维护乡村秩序和稳定。这么多优势集于一身，狠人治村便应运而生了。

　　当狠人治村需要出狠招的时候，一般他们是不亲自出面的，他更多是躲在幕后策划和指挥。比如要逼迫村民同意拆迁，狠人会派出家族势力成员“动之以情”，会联系基层干部“晓之以理”，甚至还会公然让涉黑人员暴力威胁。虽然人人都知道是狠人在背后操纵，可是，真当事情闹大了，出事儿，要想找到他违法乱纪的证据，还真有些困难。即便是真找到了证据，狠人也会打着“为了工作，为了稳定”的旗号，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言及于此，一言以蔽之，狠人治村用狠招面临的违法成本很低，可一旦成功将获得的利益却相当惊人。这就是狠人总是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项目中，极其活跃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当然，狠人治村也不光会用狠招。他们还会在办理证明、办理低保等为民事务中，向村民“施恩”。这些本就该村民享受到的服务，被狠人包装成“私人的馈赠”，还在言语之间要求村民懂得“感恩”，人为让村民背上“人情债”。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村民信以为真，在平日对其感恩戴德，心存敬畏，更有甚者对其言听计从。因此，就算狠人在治村时有些出格之举，或者存在游走在法律和道德边缘的行为，这些村民天然地会选择“沉默是金”。这样的村民一多，乡村的舆论监督便失去了作用，狠人便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那么，“诅咒式标语”又是如何诞生的呢？很简单，一些村官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用语文雅的宣传，他们听不懂，就算听懂了效果也不明显。于是乎，干脆就放狠话，悬挂粗鄙辱骂之语，以明确释放治理态度。悬挂“诅咒式标语”有违公序良俗，表面上看是一些村官文明素养缺失，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村官治理基层的能力不强、本领不高、方法不多，存在严重的“本领恐慌”。

　　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可是无论是乡村的“狠人治村”还是“诅咒式标语”，都深刻地警示，当下农村法治和道德建设还任重道远，法治与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方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做好基层治理，避免“狠人治村”和“诅咒式标语”等基层乱象，关键还要抓住“关键少数”。具体而言，就是要管好村官这支队伍，尤其是要严把村官的入口关，将“狠人”剔除出队伍。同时，加强对村官的教育和监管，规范用权，压缩任意妄为的权力空间。

　　文/沈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