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水科（西京学院传媒学院教师）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7月6日报道，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郑州大学调研时，提到要树立一切为了科研、一切为了教学的导向，坚持去行政化，破除官本位思想，完善人才、教学、科研等评价激励和管理机制，鼓励专心致志搞科研、沉在一线抓教学。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好意见。

大学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它为广大学子提供学习场所，为学生提供知识传授、智慧启迪，具有教化育人等重要功能，同时，大学也为创造和生产知识贡献力量。同时，有影响的大学还应该服务社会，承担文化传承，服务社会的一般功能。但大学的核心功能，是研究和生产知识，在此基础上教书育人。

要实现上面的两个核心功能，仅有教授和学生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人员提供组织协调服务，后勤保障服务。这些服务非常重要，但如果其盖过核心功能，就有问题了。以高校行政和管理人员为例，教授和学生被分到各个学科和专业，为了方便组织协调，组成了以学科为单元的学院，每个学员有若干个相关专业。这就需要实验室、学科专业、监考阅卷等工作的组织协调等相关人员。这些有行政权力的管理人员，一旦变成高校的真正主角，当权力全方位渗透进高校，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一是权力会主动扩张，“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这个检查，那个评比，这个需要申报，那个需要审核，本来是服务，最后自己成为主宰和管理者，经常给老师指手画脚。今天填写个表格，明天统计个数字，自己不教学不研究，但却管理教师们。他们更喜欢自己给自己加码，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无端给教师们找来很多原本不必要的琐事。

二是权力会张狂，导致歪风邪气和小环境恶化。别看行政领导职位不高，但权力却巨大，有了权力，教师的生杀予夺和业绩好坏，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他们如果谦逊公正，还好点。否则，评职称、业绩考核、各种补助津贴等等可能受损。再则，他们手握重权，控制各种资源，甚至担任各种学术组织的委员，是裁判员，但同时，他们也是运动员，什么重要的项目、课程建设、评奖等，他们也是拿到毫不手软。并不见得他们不应该拿，而是难逃与教师争抢利益的嫌疑。此时，那些溜须拍马者，善于逢迎者，搞些团团伙伙小山头之类的，必然得到照顾，评课考核、评优评奖、职称薪水等等，只要他们能够通过权力施加影响，为自己人或自己圈子谋求好处的，绝不放过。过分者，搞得恶臭无比，像是几个人捂着厕所，内部已经臭不可闻，却怕别人沾染，周围自然会围上几个吹拉弹唱之徒，不觉其臭。如果有人嫌臭，站得远了点儿，就会成为不合作者或者不配合者，成为另类。另类的存在，处境好的并不多。

三是权力成为中心，危害学术和教学。权力的实质是控制力，是不容置疑，而学术和教学则需要讨论，需要探索，充满争议，一旦权力过度干预和控制，比如一些教学方法就无需论证，只有定论，一些重要的教学问题可能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和试验就强行推广，这当然违背了教学的基本规律。

四是权力本身是排外的，手握权力的还想保持权力，领导会任用一些听话的，水平远不如自己的人，所以，一个单位，领导的气质和胸怀，以及能力和水平，可能就是整个单位的水平。一个组织，如果高水平的员工越来越少，或者几年难以引进，逆淘汰的现象出现了，这个单位会一直烂下去，直到整个小团体全部烂掉。这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早就发现的一种病——官僚主义。在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这种病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帕金森说，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所以，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综上来看，楼阳生书记在郑州大学调研“双一流”建设工作，就“去行政化”明确提出要求，其意义十分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