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了让更多评论作者深入了解学习，红网红辣椒评论频道定期刊发推出“赵振宇系列回忆录”系列文章。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科技日报》是1986年创办的中央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在科技领域的重要舆论前沿，是广大读者依靠科技创造财富、提升文明、刷新生活的服务平台，是中国科技界面向社会、连接世界的明亮窗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改革突飞猛进的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党内一个改革的切入点。

本人从那时开始关注决策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也要重视程序科学化》一文。

（1995年10月23日《科技日报》，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短论奖。）

我在《也要重视程序科学化》中写道——

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软科学知识的普及，随着领导者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民主意识的增强，时下，大凡涉及到一些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或议项，一般来说，领导者都能做到集体研究，民主决策，有的还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公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示。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集体研究”、“民主决策”中有时也包含着不民主、不科学的成分，首要就是程序不科学。

程序即事物运行的先后次序。它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其每一步骤都有科学的涵义，相互间又有内在的联系，并且，为了使每一步骤达到科学化，还必须有一整套科学技术予以保证。比如我们现在常讲的决策程序，它就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拟定方案、分析评估、方案选择、试验实证、普遍实施等8个阶段，还有调查研究、环境分析等一系列的决策技术内容。为了保证行为的科学，必须首先要保证决定行为的程序科学。当今时代，如果程序设计不科学，越有权威人士参加，其欺骗性就越大;越是人们参与广泛，透明度高，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越广；越是动用了法制的力量，越有强制性的害处，因为不科学行为可以在法制的保护下大摇大摆地引导人们步入歧途。

程序科学化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这是摆在各级领导者和领导机关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望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和学术杂志撰写了大量有关程序论的系列文章和论文，有的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200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课题《政治文明进程中的程序化建设研究》，出版了《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8年出版）。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在为我的著作序中做过精当地分析：“程序问题研究在我国既是一个薄弱环节，又有相当的难度。难度之一是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精细化的政治思维，政治往往与运动联系在一起，政治思维也是粗线条的。难度之二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未提供充分的实践基础。而政治程序的设置则需要精细化思维和相当的实践基础，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书的作者克服困难，勇于探讨，直面问题，殚精竭虑，对程序的设置与监督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其理论创新的精神令人钦佩，理论创新的成果令人欣喜。“

我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湖北省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人大等单位演讲，受到欢迎。

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建设是一不断渐进和完善的过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加了“推进”两个字；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在“推进”前面又多了“加快”两个字；并在十八大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 在《决定》第三部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制政府》中特别强调：“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指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此处在“推进”的前面加了一段话。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一项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人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在寻求一种程序，一种适应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程序；一切成功者的表现都在于不断地克服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干扰或破坏，调适各种程序，使之系统运动趋于一种整体上的和谐完美。在依法治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的建设，是当今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新课题，一项新任务。

我还在《科技日报》写过《正确评价和奖励企业科技人员》（1990年4月26日）、《美丽的“混乱”》（1993年8月6日）、《值得称道的“扶贫”之举》（1993年9月27日）等文章。

1983年1月1日，《经济日报》正式创刊。中央宣传部发文明确“经济日报是以经济宣传为主要内容、以经济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为主要对象的全国性报纸”。1984年10月1日起，经济日报正式使用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报头。

30多年前，笔者翻阅了改革十年来的一些报纸，发现不少企业家是改革以来驻一地，守一厂的十年八年一贯制的典型人物了。对此，除了表示对他们长期奋斗，不断奉献的敬佩之情外，不免又产生了另一遐想。于是，写了一篇《各领风骚》参加该报举办的“杂文随笔征文”——

改革，创造了竞争的环境，打破了旧时压抑人才的管理体制。人才要不断流动，不断更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后劲，我们的经济才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打破了旧的干部制度的终身制，又形成了新的领导人员的终身制，即使他们比前任更富有作为，更富有成效，我以为，这种改革也不能算是彻底的。

企业不仅是生产产品的地方,同时也应是培养人才，包括厂长、经理和管理人才的地方。企业以育人为已任，应该是企业家考虑并实施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松下打造“培养人的公司”和中国兰州电机厂厂长李连维培养“我能落选”的实践，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古人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今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人才辈出的时代，企业家在一个岗位上各领风骚三五年足矣！瞽论如是,不知然否?

（ 1988年8月4日《经济日报》）

前不久，听说一个华裔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就国内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与有关方面负责人举行了一场座谈会。没想到负责接待的某位领导干部，打着哈哈说，今天很高兴与同学们见面，但本人没有什么准备，就随便说说吧。同学们一听，这么重要的会议，本想说就一些不解的问题听听领导同志的意见，没想到这位领导同志竟没有准备，随便说说。有的同学当即便告辞了——“谁有时间听他侃大山”——座谈会不欢而散。

于是我在《随便说说》一文中写道——

有的领导同志“随便说说”，只不过是句口头禅，其实讲话还是作了认真准备的。既如此，何必舍不得丢掉那句口头禅呢？是谦虚？是谨慎？我看都没必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何伟大的人物，任何深思熟虑的讲话，要想百分之百的绝对正确，我想总是不可能的。何必非要用“随便说说”来遮掩自己的不足或堵塞听众提意见之口呢？

当然，在“随便说说”者中，确有不少人是随便的。他们的讲话，有的是被临时拉差到会，毫无准备;有的是照本宣科念文稿，根本没有领会文稿内容，（不是出现过讲话中“请接下页”的笑话吗？）；有的则是应会议主持者热情邀请（或出于礼貌，或流于形式）的即席发言,等等。身为领导，出席重要会议，既要讲话，就应认真准备，有的还须集体研究、讨论。逢会必讲,逢人必讲,讲起来不受时间、范围,政策的限制,想到哪说到哪，怎么方便怎么说，这种“随便说说”的作风在某些时空里是不适宜的，在某些文字表述里也是不妥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随便说说”本非害人之物，问题在于讲话者和听话者怎样对待它、运用它。我这也不过是随便说说，仅供参考而已。

（1991年8月5日《经济日报》“王府井随笔征文”三等奖）

《中国改革报》创刊于1994年1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是国内惟一以报道改革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中央级日报，邓小平为该报创刊题写报名。在该报创办之初我也为其写过评论。

我曾写过一篇评论《愿模拟检查到永远》，是因为从报纸上得知，某市为参加一项全国性评比派出模拟检查团悄悄深入到各区，进行为期 3 天的模拟检查。为此，我在评论中写道——

凡事都有两面性，检查也是如此，有它的积极作用，也有它的局限，但正面效果是主要的。通过检查，展示成果，发现问题，奖励先进，鞭策后进，以推动社会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为了把这类好事做好——

检查的目的有益。检查是一时性的，但目的却是为了长久。既如此，检查者的出发点或者说检查目标应是有利于被检查的各项工作做好，如果仅仅为检查而检查，就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检查的标准科学。检查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观的评判，是非曲直，优劣上下，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大家都认可都宜于识别都利于操作的科学标准。拍脑袋作决定是不对的，凭检查者主观臆断下结论也是起不到积极作用的。检查评比中出现矛盾和争议多是由此而引起。

检查常规化。凡是检查总要动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被检查方要作一些准备，只要在一定限度内，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为了检查而检查，检查给下面带来很多麻烦，检查不能真实反映平时状况，这就有悖检查的宗旨了。

所以，“悄然行动”的检查，“突然袭击”的检查，我以为是值得提倡的。凡事应该有检查，有了检查才能“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凡事不是为了检查，只为检查将最终经不起检查。

（1998年12月10日 《中国改革报》）

因为北京西客站抢工期而引出的“蛀虫案”一事，我写了《“提前完成计划”质疑》一文 ——

所谓计划，它是人们在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计划是人们的行动目标，随时以它来检查自己的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同时也以计划作为鼓励大家的旗帜，号召人们为达此目标而努力奋斗，但“超额”是有限度的。北京西客站的情况呢，据专家们估计，像这样的大工程其工期大致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原定四年工期计划是合理的。而实际操作呢，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超额的幅度几近达40％!为提前完工抢工期，为了超额完成计划，设计人员常常是一边画图纸，边施工单位拿着图纸就去施工了，很难做到多方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协调，由此造成的弊端也就在所难免了。

多少年来，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把提前完成计划看成是一件大好事，于是，上上下下都为着超计划而忙着。对此，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细细一想就会发现问题:既然计划如此好大幅度提前完成，那么，当初在制定计划时是否水分太多?太多水分的计划还叫计划么?计划的背后是否还有什么交易?既然“提前完成计划”可以受到表彰和实惠，“超时完工”越多功劳越大，有谁还不会为了骗取荣誉和利益去铤而走险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导向?对此，“有关方面”和’有关方面”的领导该负怎样的责任?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大幅度地抢计划、抢工时的结果，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北京西客站质量案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愿一切决定政策的人们，有权制定计划的人们，为”提前完工”鼓与呼的新闻传媒和民众们，都该从北京西客站的事件中明白一些，成熟一些;纪检部门和审计部门是否也该把对计划的制定和完成的检查、审计也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这比查处一两个”蛀虫”更重要。

（1998年10月29日《中国改革报》，11月1日《文摘报》转载。）

此文发表20多年了。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我们也应该对各种各样的“提前完成计划”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任务和项目持科学、审慎的态度。

《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全国，服务全党，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那么，怎样才能保证“集体讨论决定”落到实处，我写了一篇《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

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其一、将决策讨论件提前送达讨论者手中。这里强调的是时间程序：

其二、应有两个以上可供讨论或有不同意见的决策方案。这里说的是空间上的程序：在提供多个或不同意见方案时，可发表主持方的意见，这样既保证了方案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也体现了主持方的意见，使讨论更加集中更有成效。

其三、对特殊领域或专业的问题，拟请相关专家到会解读。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请什么样的专家（可根据情况适当放宽人选），这是保证讨论会科学高效的又一个程序。

其四、记载参与讨论者的不同意见，以便根据档案资料追究责任或奖励功勋。以证据说话，实事求是，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文件制定的科学性和参与讨论决定的领导者、与会者职责的严肃性。

最后、设立监督反馈机制，随时调整和修改决策。

2011年7月24日在湖北省图书馆《名家讲坛》作有关程序论的演讲

时下各地召开理论学术研讨会颇多，这对促进人们思想交流、学术相长是大有好处的。问题是这样的会议该如何开，我们的传媒该如何报道。

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应该是理论学术研讨会的第一要旨。对于“畅所欲言、各抒已见”人们并不生疏，但真正实行起来的却并不多。在这样的会议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一花独放，没有百家争鸣；只有批评者，没有反批评者；只有一致认为，没有不同意见。

为此，我写了《“畅所欲言”与“一致认为”》——

要改变此现状，首先要改革会议程序，限制发言者的时间，设立评论者的位置。第二，转变人们的开会观念。研讨理论学术问题与解决思想品德修养问题不同。在学术问题上要求人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致认为，大家通过”只会堵塞言路，压抑人们探求真理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发现和发展。学术研究有一条规律，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批评者不一定都掌握了真理，反批评也未必都是坚持错误。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对批评的反批评，才可能产生“碰撞”，产生“共振”：碰撞出新的思想或思想的火花，共振出新的信息或信息流，这对于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对于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繁荣科学是大有好处的。

文后，我还写到改革会议的报道是十分重要的。在很多会议上并不是“畅所欲言”，更没有“一致认为”，而且，即使有了“畅所欲言”也未必都是“一致认为”，这两者不是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大概也有几点：一是记者根本就没有到会议现场，只是根据会议组织者提供的材料凭着以往的经验编发稿件；二是以为“畅所欲言”“一致认为”是会议的最高境界，这样写了就是对会议的高度重视；三是明知不符合事实也要或迫于这么写，既哄自己又骗大众。新闻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应时时掂一掂手中的笔，让它真实地记录下时代的进程，让它有力地促进时代的进程——当然，不仅仅只是在改变“畅所欲言”“一致认为”的会议报道上。

（2002年4月15日《学习时报》）

《中国文化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的权威性文化综合类报纸，除了权威性的文化报道以外，理性评说社会文化热点，是它的一个特色。

1995年5月12日，我写了一篇《与人为善》的随笔——

忽然想起了人，想起了为人。因为自己的一时为人，而造成对方终生遗憾的事，在已经过去的时代并不少见。但是，即使在那种迫人就范或诱人而趋的政治运动中，也有一些人品高尚者不为风向所动，他们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自３０年代鲁迅时期起，冯雪峰、胡风和周扬就一直处在情感隔膜、思想对立的状态之中。但是，当周扬在“文革”中被投进秦城监狱的时候，冯雪峰却没有在一次次高压下被迫写历史交待时，把错误和责任推到周扬身上。周扬为此而感动，曾写信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反映了冯雪峰的情况，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在冯雪峰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周扬却来到他的病房。当周扬为冯雪峰拒绝落井下石而感动时，在四川狱中的胡风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胡风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的调子来揭发周扬，批判周扬。但是，胡风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根据记忆，如实叙述当年的经历。仅此而已。这是什么，这是人格的亮色！只有这样做人，才算得上有人味。过多的责怪某些屈服者随波逐流者或许没   有多少理由（过去和现在以自己掌握的人人都有的那种权力，有意为他人造成麻烦带来痛苦者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在那种政治气候下，有的人不为权势所摄有意的或违心的加害于人，而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有一首歌唱得好，叫做“让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来自何方，首先来自于对人的善意善心，成人之美，有了此，何愁我们的社会不会少一份白眼，多一份笑脸，少一份冷遇，多一份热情，少一份忌妒，多一份帮助，少一份苦愁，多一份幸福？到那时，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的美好！

（1995年5月12日《中国文化报》，署名“郑语之”）

王元化先生是我国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解放前参加地下党，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论文集《思辨随笔》曾于1998年被评为国家图书奖。作者在《思辨随笔》序言中说“我过去是不赞成对旧作加以修订的，近来却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像前人一样说‘不悔少作’。因为少年时代固然有其活泼的生机和无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热情所导致的痴迷，由于缺乏独立思考所形成的陋见，却是应该向之诀别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求知是主要目的，作者应该把自己认为是更好一些的东西奉献出来。”先生对读者的负责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这篇序言是先生在上海罕见的炎夏中写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吃力。”但我以为，正是这种负责纠偏的精神却给读书人后来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于是，我写了《思想的痕迹莫要改》，对先生在编纂本书时修改旧作的想法谈了点不同意见——

“ 以这种想法来编纂带有历史痕迹的传记式著作，我以为是有所偏颇的。历史是不容修改的， 在某一时期写作的文章反映了一个人在当时形势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思考，它既反映了写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学识，也为后来者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佐证。这对于研究作者和历史都是大有好处的。为了让读者获得正确的知识（有些知识的正误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鉴别）， 就以现在的认识去修改过去的记录，我以为是不妥当的：读者拿到书，不知道哪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标明了写作日期）是当时思想的反映，哪篇文章是今天的修改，尽管文章还是美的，哲理还是深的，但总有一种被汰洗了一遍的感觉，没有原汤原味的感觉好。由此，我倒生出一个遐想，先生此书如果再版，不妨将原文照排，如有修改或发展的观点再作附录列于文后，那样或许更受欢迎。到时候我一定再买一本。由此及彼，凡与历史有关的书籍文稿都该如此处理为好，不知先生及诸公以为如何。”

（1997年6月24日《中国文化报》）

《法制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是立足法制领域的中央级法制类综合性日报。1980年8月1日创刊于北京，1988年1月1日更名为《法制日报》，2020年8月1日由《法制日报》更名《法治日报》。

改革开放，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各地开展的“假如……”活动便是一例。君不见，商店开展“假如我是一个顾客”活动，改善了服务态度；医院开展“假如我是一个病人”活动，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机关开展“假如我是基层，我是群众”活动，转变了工作作风……。真可谓，神州大地处处都“假如”看来，大有提倡全方位开展“假如”活动之必要。开展“假如”活动，就是提出和参加“假如”活动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假如对象着想，来一个心理位置互换——这样一换就换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作风。大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真不愧是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发展的绝妙法宝!我以《假如没有“假如”》此为题写了一篇评论——

纵览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假如”活动，仔细一究，就会发现此法宝未必都显灵。这不仅包括人们对参与“假如”活动的态度问题，更涉及“假如”活动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中国人喜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这本不错。你开展“假如我是厂长”的讨论,我就进行“假如我是工人”的座谈。怎么样，工人想当厂长，厂长也想当工人，能上能下,同心同德,多好啊！反正想当的都当不成，不想干的还得去干。如此开展“假如”活动,到哪里去找效益?

“假如”既是个好形式，那就不该理没它的好名声。于是在有些人那里，今日该办的事，莫慌；眼下可解决的问题，别急。为啥？留着开展“假如”活动一起干吧。君不见节假日开展“假如”活动的就多！

说“假如”活动好,是因为它确实可以促使人们转变态度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在需要开展“假如”活动的地方和时候，还是开展一些为好。但是,开展“假如”活动的基础是人们的情感，而情感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即使“假如”那阵子做好了工作，也难以保证“假如”以外的更多时间（这是真正社会角色的时间）有好的表现。搞好本职工作，这是岗位取责对每个岗位人的要求，这里不需要任何假定关系。为达此目的，只有从理性的角度，在法制的轨道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假如各地区，各单位、各行各业都努力做到这点或都努力去这样做，那么，我们还需要开展“假如”活动或大力提倡开展“假如”活动吗？我们的新闻媒介还会有大量宣传“假如”活动的报道吗？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假如。

（1991年9月30日《法制日报》，获“良言征文”佳作奖）

我先后还为《法制日报》写了《吴官正堵私“三令”之后》（1990年5月8日）、《再“说农民兄弟进城”——旧文新编》（1991年5月8日）、《纳税人养活“公仆”》（1998年10月21日）、《拉大旗作虎皮》（2000年3月6日）等。

1988年1月2日改名的《新闻出版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后改名为《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7月8日起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作为一个媒体人和后来的教学者，我从改名的《新闻出版报》开始至今，为这家报纸写了一些评论和报道。

我在《新闻媒介应展示领导工作的过程》一文中写道——

“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是我党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增加领导事件过程的透明度，对领导工作的一些过程进行介绍、宣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新闻媒介在这方向担负着重任。

利用新闻媒介，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并予以制度化，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

其一，有利于广大人民了解、理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其二，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其三，有利于监督领导工作，提高领导工作效率。

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中央已经带了个好头，如对党的十三大会议的报道，赵紫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的谈话，国务院对大兴安岭火灾事故的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企业法》、《破产法》等法规讨论表决的情况，等等。但是，现在有些领导和领导机关对于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还不习惯，还不积极，有的甚至采取不妥当的行政手段制止、干预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或对宣传报道作了不必要的规定和限制，使宣传报道失去了真实性和时政性，这是需要予以纠正的。除了需要统一宣传口径的内容外，其他内容则应由参与者及新闻单位自行处理，不必追求绝对统一。

（1988年11月30日《新闻出版报》）

不久，我写了一篇《谁来判定有无新闻》，是因为前几日，新华社播发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讲话:“我提议，今后省里领导人的活动有新闻就登，没有新闻价值就不登。要减少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全国不少报刊都将这一消息安排在一版突出刊登，大概是新闻价值颇大的缘故吧。一个省委书记公开表态，支持新闻改革，讲了这番话，其用心当然是好的，也是受新闻界欢迎的。但细细一想，对这番讲话的新闻价值似乎可研究一番了。

我在评论中写道：“就是按着这位书记的话去办，领导人的新闻并不会减少。因为，‘领导人的活动有新闻就登，没有没有新闻价值就不登’这个标准很难掌握，即使掌握了也是很难判决定的，是由省委书记(或有关部门）决定，还是由报社总编辑拍板，这里并没有讲清楚。执行起来，自然还是唯上是从，不会有什么大变化。

凡事按规律办事，办报当然也应如此。那么，谁更多更好地掌提新闻规律呢，当然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和总编辑们。‘越俎代庖’是搞不出美味佳肴的，办报(包括电視、广播等)也是如此。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却是这么办着的。‘下级服从上级’‘宣传有纪律’，总编辑自然得照办。否则，便是‘党性不强’‘不是政治家办报’，重者，连乌纱也给弄丢了。结果呢，领导人的活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成了新闻，成了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塞满了版面，读者不爱看，编辑有苦难言，有些开明的领导人自己也觉得不过意了。谁来掌握呢，领导同志大可放心让报社的记者、编辑和总编决定。他们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新闻规律，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的精神很好地表现在版面上的。如不能做到这点，不仅上级机关不答应，读者也不答应呀！新闻改革步履艰难，方案众多，但我想，把发稿权还给总编辑当是题中之义吧。”

（1989年5月3日 《新闻出版报》）

针对媒体止屡屡出现的“零距离”一说，《中国新闻出版报》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的署名刊登了我的一封来信《媒体勿滥用“零距离”》 ——

据互联网不完全资料显示，“零距离”一词最早出现于海尔集团“零距离模式”服务理念,2001年10月,李响的《零距离——李响与米卢的心灵对话》一书让“零距离”一词开始流行起来,2002年元旦《南京零距离》在江苏电视台开播,“零距离”更加火爆。日前,在百度搜索出“零距离”条目数量更是庞大。但其实,“零距离”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虚拟状态，媒体要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慎用“零距离”一词。

报道现场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之分，不可一概都是亲密接触。在微观现场，要近距离接触，深入采访事件或人物，生动而详尽地反映，探其究竟；在中观现场，要点面结合，在对多个事件和人物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较为综合的印象和抽象的结论；在宏观现场，要对事态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作运动式的跟踪,特别要联系该事物群或现象赖以生存的内部因素及外部环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对比和分析，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对于不同的人物、事件和问题，需要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和报道方式。

新闻工作者如何采访、报道、遣词造句，都要按科学规律办事，除了“零距离”，还有那些“大家都说”、“一致认为”、“激动得无法用语言表达”、“打一场××的人民战争”、“举全省（市）之力”、“不惜一切代价”、“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等词语，媒体要尽量不用或慎用。

这篇稿件发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查了一下电脑记载，我当时用的标题是《不要使用“零距离”》，编辑改为“勿滥用”（就是说还可以用）。现文最后一句用的是：“媒体要尽量不用或慎用”，算是与标题“呼应”了。但我原稿中下面一段话被删除了：“所谓距离，是指物体和空间和时间上的一种间隔。也就是说，凡是两个以上的不论是人还是物，在时间或空间上总是有间隔的，这就叫距离。而所谓‘零距离’在几何学上只是一个圆点，是没有任何时空间隔的。既如此，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怎么能做到‘零距离’？‘零距离’其实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虚拟状态。”今天，借此机会将被改过的标题改过来，被删除的文字再恢复，并再强调一下：天下没有“零距离”，媒体更不能使用“零距离”！

2010年6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调到高校后，我也一直在关心新闻界发生的事情。前几日，央视新闻联播发了一组广大干部群众热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报道，有些群众面对麦克风发表意见的镜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点赞。但是，还是在这组报道中，却有几位被采访对象的讲话却似作报告或背课文，不仅语言平淡无味，表情也呆板迟钝，自然，编导们也只有用配文字和其他场景的方式来完成采访任务。这样的传播效果自然不会好。于是，我写了《学会在麦克风前把话讲好》——

在新媒体时代，在电视直播的现场要求更高。其一、它要求用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简短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电视报道是一种大众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广泛人群。此时此刻，作为某一方面的负责人，既要突出本人的职业特征，讲出自己分管工作的重要事件和意义，更要用大家都听得懂、记得住、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特别注意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的区别，接受采访时尽量不使用报告、文件上使用的文言文或生僻字。其二，用精练简短的语言完整表达自己的意见。新闻报道的时间简短宝贵，事先一定要与记者交流沟通，确定表达主题和内容，力求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它。

做到这两点看似容易其实很难，正因为难，才需要我们都来学习提高。怎样面对新闻媒体，是一个新课题，尤其是对身处要职的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得具备这样的技巧：第一，对谁说，即明确说话的对象。第二，我是谁，即说话者对自己的身份要明确。第三，说什么，即面对不同身份的人该说些什么。第四，怎么说。领导干部特别要好好学习沟通和表达的技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传播迅速的新媒体时代，大家都有面对媒体和镜头接受采访和发表意见的时候，让我们实践中努力学习在麦克风前讲好话。

2020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为报纸写稿，除了评论外，作为一个媒体人有时也会写下因突发事件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所见所闻。那是公元1998年的夏季，在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的影响下，龙王爷反常了，长江水狂躁了，江河上下，恶浪滔滔。洪水正吞噬着美丽的田野和村庄，武汉万千军民众志成城，奋起抗洪，出演了一场抵御特大洪水的历史壮剧。一演就是两个多月！

在各路豪杰缚苍龙、保家园的大队伍中，有我们新闻界的同行们。

是他们用文字和图片把百年不遇的汛情告诉大家;是他们用荧屏和电波将抗洪救灾的战况传播天下;是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和华夏儿女的情谊;是他们报告着子弟兵的英勇和人民群众的无畏，他们是江堤上的“特种部队”。当时，我任《长江日报》社主办的《文化报》总编辑，于是我有机会与同行一起奔赴长江溃口的湖北公安县参加了这支“特种部队”。此刻，我为《新闻出版报》主办的“抗洪颂 征文”，写了《江堤上的“特种部队”》——

在险象环生的大堤上，可以看到他们奔去采访的身影；在惊涛骇浪的恶水中，有他们抢救难民的双手；在泛滥成灾的水泽里，他们高举相机落入窨井。在灯火通明的编辑部里，指挥者正在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力求为受众奉献最鲜活的精神快餐。

当我们来到大堤上，干部群众告诉我们：时下最受欢迎的有三种人：抗洪抢险的子弟兵,他们是中流砥柱,是大堤安全的保证；送医送药的白衣战士，他们送来健康把病魔祛除；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们，他们把人心凝聚，为历史作证！

听到这样的评价，接受这样的赞许,我的心震颤了,血沸腾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新闻界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恶仗、卓有成效的“特种部队”,是符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的。

非常时刻，困倦、疲乏、病痛还时时与新闻界同志们为伴，我们多想说一句，快卸下行装,进入梦乡!但是,不能!第6次洪峰刚刚离我们而去,第7次洪峰又逼我们而近。江河大堤还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旌，三镇百姓还急盼着你们的报道,党中央、国务院、省市领导还期待着你们报平安的佳音，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呵！

洪水有涨必有落，家园毁了终要建。

1998年的洪水终究要过去了。关于这次洪水过后的诸多调查和反思，又在催赶着我们的记者上路了——谁叫我们干新闻这一行呢？

（1998年12月3日《新闻出版报》）

此面对新闻界发生的事情，我还写过《会议报道何以减不下来》（1992年7月6日《新闻出版报》）、《寻找情与理的的结合部》（1993年5月26日《新闻出版报》）、《电视新闻画面不可重复》（2001年9月17日《新闻出版报》）、《党报评论改文风应先人一步》（2013年2月2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文章。我还在《中华新闻报》写过《宣传科学须旗帜鲜明》（1999年9月6日）、《报纸号外策划要略》（2003年11月26日）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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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宇著

《现代新闻评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4年第四版；

《新闻报道策划》，“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4年第三版；

《讲好真话》，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基金奖励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四次印刷。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