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德霖（西南大学）

近日，位于浙江绍兴的鲁迅故里登上了热搜。据报道鲁迅故里的管理方决定拆除建筑内的部分栅栏，让游客深度“沉浸”到一代文豪的生长环境中去，在梅子时节、烟雨江南的诗意氛围里，体味迅哥儿当年在琅琅书声中的家国遥想。不少媒体和网友对鲁迅故里深度向游客开放文物的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近年来文博场所面向游客和社会的深度开放似乎成了一种趋势，如早在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就向公众开放了昔日被围栏封锁的多处遗址。

谈及文物开放的原因，鲁迅故里的馆方代表接受光明网采访时表示，“我相信即使故居全部开放，大家也会好好利用和爱护文物空间的。”鲁迅故里的深度开放举措固然值得赞扬与肯定，然而馆方代表的话似乎有些“过于乐观”和草率了。

游客的低素质行径一直是掣肘文博场所向社会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前文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为例，其仅开馆七天就有多处装置遭游客破坏，其中千年喷砂的遗址竟变成了游客的告白墙，实在令人痛心。无独有偶，位于贵州的佛教圣地梵净山，也因为其宗教属性让千年的摩崖成了游客的许愿墙。因此，当鲁迅故里决定深度开放时，网上也出现了不少质疑与反对的声音。

私以为，文物的深度开放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国家文物局2020年的《文物建筑开放导则》指出，“景点中的文物建筑布局应该最大限度向公众开放。”但是，馆方的“一味放开”以及对游客的过度信任亦是不可取的。为了更好地增加游客体验感，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素养，同时保护好文物避免再度出现“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悲剧，馆方和游客应在文物深度开放的背景下各自做好迎接“双向奔赴”的准备。

就馆方而言，其要承担好保护文物与向社会面科普的双重责任。据2020年末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共有文博场所共计34.16万个，如此丰富的文博资源、多类型的文物种类以及各地参差不齐的文物保护能力，导致了馆方对文物的开放程度，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结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适时适度开放。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因为怕出错就止步不前。有许多优秀的文博场所为平衡开放与保护的矛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解决方案。如蒲城县博物馆就利用三维数字化建模的技术，上线了数字化文物，既能对文物起到数字化保护的作用，也能增强游客参观的体验感与趣味性。

就游客而言，要在自觉承担公民义务的同时，深刻理解文物背后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不少文物之所以惨遭游客的毒手，并非因为游客单纯的素质低下，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文物保护的价值，如一些上了年纪的游客仍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如见到怪石就要勒石许愿，看见水缸就要往里投钱祈福，错把文物古迹当成了宗教场所……这反映了不少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仍然处于淡漠的状态。这不但需要游客自己去提升，如认真聆听导游讲解、遵守馆方规定等，更需要有关主体如文物保护单位、媒体在社会上培育爱护文物尊重历史的风气。

文物的保护与开放并不是一个本质上冲突的问题，文物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公众以此为窗，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窥那些重要的时刻与切片。而之所以要对文物的物质形态加以保护，正是为了向后人展示那原汁原味的风貌，不让珍贵的记忆随时间的黄沙一同湮没。而要想做好这一辩证关系的平衡，还需要馆方与游客及社会各界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