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菡

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方门弟子”王润泽的这本《张季鸾与<大公报>》在史料的积累上言简意赅，理辨清晰，将一代报人张季鸾和百年大报《大公报》的缘由及主体形象清晰呈现。她以近乎人物传记的方式重新书写了张季鸾先生传奇的一生，并将《大公报》的兴衰更迭更多地置于宏大的战争背景叙事之中，为后人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的历史跨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风云激荡、新生事物涌现、各路才俊各逞其才的时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混战、敌寇的入侵，以张季鸾为代表的报人们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般的绝响。

张季鸾，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十三岁时父亲病故。父亲张楚林为官清明，留给了张季鸾一生奉行的精神财富——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母亲王夫人坚韧顽强，下决心供张季鸾入学堂读书，张季鸾也由此遇见了恩师刘古愚。刘先生虽身处偏塞西北，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具有超前的预见性。他强调“经世学问”“立言于天下”，特别注重紧密联系现实，鼓励学生用脚丈量国家土地。这些思想对张季鸾的政治态度和后来从事记者职业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而谈起张季鸾的“为人”，于右任先生赠他的诗“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忧”是最为贴切的评价。从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合力办成新记《大公报》可见，虽然“中国人向来最不容易合作”，然而这三驾马车却文人“不”相轻，各有个性，合作多年，拥有“超乎寻常的交谊”，这或许也是王润泽将其概括为“团结”的原因。

张季鸾一支“笔”，包括基于独特新闻敏感采写的新闻报道，首创一格的新闻标题，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这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都开风气之先。他的文境，据王芸生说：“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笔者看来，这“热”体现着张季鸾的国家意识与人民立场。写作文章时，张季鸾兼顾了客观公正与平和克制，也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新记《大公报》上写言论的人很多，早期有胡政之、吴鼎昌，后来有王芸生、徐铸成等，但评论的灵魂人物始终是张季鸾。王润泽在书中指出，《大公报》的言论境界是“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可以上溯到中国士大夫“清议”之传统，这也是读书人身上的风骨。张季鸾等人受过国学熏陶，又有留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洗礼的经历。于是，张季鸾等人的社评理念既承传统又创新风。

我们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环境中，新闻评论依旧是新闻体裁中重要的一类，它是针对新闻事实产生的判断、观点与立场。与此同时，我们愈发沉浸在新闻事件的演变之中，愈发频繁地见证新闻真相的反转，反转再反转，越来越感受到新闻评论这一新闻体裁强烈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人们通过新闻评论获取信息，感知信息带来的色彩和温度，进而链接社会、与社会同频。

事实上，这样的特质与力量由来已久。我们看到，张季鸾的名字早已与《大公报》融为一体，《大公报》的奋斗史亦是张季鸾的奋斗之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当我们再读《张季鸾与<大公报>》，便能够透过历史去发现《大公报》背后以张季鸾先生为首的一代报人群像，他们是报纸之魂，亦是时代之魂。

张季鸾们的背影已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追求与悲怆、奋斗与激昂仍感召着后来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找到当今时代的灵魂，延续新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