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滢 （浙江传媒学院）

近日，上海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生育友好岗”就业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支持用人单位将工作时间可弹性安排、工作方式灵活、工作环境友好的岗位设置为“生育友好岗”，原则上提供给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12月20日 澎湃新闻）

然而，浏览《通知》后不难发现，在联合推动的部门中，缺少了税务、财政等相关部门的身影。仅仅依靠就业者权益保障，而忽略相关部门的参与，本质上是将责任抛给企业，回避企业的困难和需求，这种缺乏真正基础支撑的举措，可能是“空中楼阁”般的存在。

不可否认，“生育友好岗”的设计初衷是值得鼓励的。从劳动者角度出发，弹性工作时间、灵活工作方式以及友好的工作环境，能极大地缓解劳动者的生育压力，让他们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不耽误职业发展，进而提升工作的积极性与稳定性，也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从企业形象塑造层面而言，《通知》指出，上海将建立统一的“生育友好岗”用人单位名单，这一举措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这部分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提升其社会声誉。

但客观而言，当我们聚焦在企业这一实施主体时，不难发现这一惠及劳动者的新制度是也需要成本的。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如果只强调其对生育友好的单方面付出，而忽视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需求，那么这项政策很可能成为企业的负担。以《通知》中提到两个试点领域为例，对于生产制造行业来说，弹性工作时间可能会影响生产进度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对住宿餐饮行业而言，灵活休假可能会导致服务人手不足，造成影响其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的不良后果。因此，企业在面对生产效率下降、协调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时，如果没有税务、财政等部门的参与以及相应的政策扶持，很难主动且持续地推行“生育友好岗”。

自2023年以来，北京市石景山区、安徽黄山祁门县、福建省莆田市等相继推出“妈妈岗”“陪读岗”“新业态班”等用工模式。此前，南方周末刊出的文章《“生孩子后只能干保姆？”“妈妈岗”的理想与现实》中指出，以青岛某家政服务公司为例，其提供的 “妈妈岗” 虽然吸引了众多宝妈咨询，但最终因岗位与宝妈期望不匹配，在接完二百多个咨询电话后，最后仅有4人到店登记个人信息。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在招聘环节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却未能招到合适数量的员工，不仅造成了招聘成本的浪费，而且难以从该岗位模式中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以提升业务效益。

因此，要让“生育友好岗”真正落地生根，必须补齐短板。税务、财政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也应加入到政策的推动阵营中来，为企业提供诸如税收减免、专项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探索契合自身运营模式的生育友好实践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在保障劳动者生育权益的同时，也兼顾企业的发展需求，让“生育友好岗”成为切实可行的就业模式创新典范，而非落地困难、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