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鹏

近日，市民徐女士在微博晒出的一条电信宽带“欠费催缴”短信引发热议。短信称，因其欠费逾期，其身份证信用材料可能将导致“无法购买高铁、机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影响子女求学、支付宝收付款使用等”。（7月31日 《温州都市报》）

一条催缴短信引发的争议，揭示了社会征信被不当使用的现实。徐女士收到的短信，将普通宽带欠费与“无法购置高铁票、机票，影响子女求学”等严重后果强行关联。这种看似“善意”的提醒，实质暴露了部分机构对社会征信制度边界的漠视。

记者根据短信所留固定号码联系温州电信，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若“违约长期欠费、一直未缴，会在个人名下留下征信记录”，系统会自动上传。然而，当记者进一步向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求证时，对方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将这部分内容纳入到征信中”，并解释“欠费缴清问题不大”，短信主要起“善意提醒”作用，各网点操作可能存在差异。

社会征信系统的设立，本意在于惩戒严重失信行为，维护社会公平与交易安全。正如相关部门所强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认定具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仅限法院等公共管理机构依法执行，绝非企业或机构可随意动用的工具。宽带欠费、物业费拖欠等纠纷，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范畴，自有协商、调解、诉讼等成熟的法律解决途径。将此类日常经济纠纷与“失信”“限高”等严厉惩戒措施捆绑，不仅违背了征信制度的初衷，更严重模糊了“失信”的边界与严肃性。

近年来，“万物皆可征信”的论调时有耳闻：从拒交物业费、水电费到手机欠费，都有人提议纳入征信。这种泛化倾向，正不断削弱社会征信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当征信系统沦为解决各类琐碎纠纷的工具，公众对“失信”的敬畏之心必然淡化。长此以往，真正需要约束的严重失信行为，反而可能因“狼来了”效应而被轻视。

此次事件中，电信部门一方面声称欠费“尚未纳入征信”，另一方面却通过夸大后果的短信施压，折射出部分机构对征信工具的依赖与滥用心态。这种“以征信相威胁”的做法，看似高效便捷，实则是“懒政”思维的体现，不愿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合同纠纷，却寄望于征信的威慑力来“一劳永逸”。

社会征信是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基石，但绝非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万能筐”。明晰其边界，严格规范其适用范围，既是对公众合法权益的必要保障，也是对征信系统本身权威性与有效性的根本维护。任何机构都应恪守底线：该协商则协商，该诉讼则诉讼，切莫再让严肃的社会征信制度为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背书”。唯有如此，征信系统方能回归本位，发挥其应有作用，而非在滥用中不断被稀释其严肃性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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