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人拆迁队事件持续发酵，有媒体调查，通过病人之间的互相介绍，当地已形成一条利用艾滋病人拆迁、讨债的业务链，此次艾滋病人拆迁队只是这条业务链的冰山之一角而已。（12月26日《新京报》）
　　
　　利用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把艾滋病人当枪使，实现拆迁、讨债的目的，这种方式虽不体现为赤裸裸的暴力，但事实上其隐含着的威胁性与恐怖性丝毫不亚于暴力行为，因为说白了，这仍然是以威胁对方的生命安全为手段的。而且由于艾滋病的特殊性，对普通人来说，相比赤裸暴力行为，这种行为之威胁性与恐怖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该事件所凸显的更重要的问题并非暴力拆迁下利益对抗的法律问题，而是官方以及主流社会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群体这一社会性问题；更恶劣的后果并非拆迁队所带来的隐性暴力威胁，而是这种人为制造的群体对抗将加深社会的割裂，加剧艾滋病人被隐形隔离的状态，恶化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境况；更重要的意义是艾滋病患者虽以这样颇为负面的形象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却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活状态。
　　
　　我们必须承认，在当前，艾滋病人群体已经被社会隐形隔离起来，这种隐形隔离并不体现为显性的栏杆、高墙与集中营，而是体现为社会心理上的恐惧构筑的心灵之墙，以及由此而延伸的对艾滋病人就业及生活上各种限制与漠视，可以说，艾滋病人被一道精神上的裂缝与主流群体隔离开来，正是在上述种种因素作用之下，艾滋病人精神陷入绝望、生活陷入困窘、生活状态陷入孤立，甚至一小部分被社会所抛弃。在报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艾滋病患者参加拆迁队、讨债队，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生活所迫。事实上，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在文化及社会意义上，已远远超出了疾病的范畴，带上了伦理及道德的因子。所以，艾滋病人群体被主流社会隔离与遗忘，已远远超出了疾病的意义，成为一种社会及伦理现象。
　　
　　所以，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抗艾滋病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矫正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剥离附着在其上的伦理及道德因子，拆除竖立在主流社会及艾滋病人群体之间的无形之墙，弥合期间的裂缝，使社会在心理上接纳艾滋病人群体，在生活上给与他们必要的保障。但是某些幕后黑手利用艾滋病人拆迁、讨债，无疑是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加深了主流社会对于艾滋病人的偏见，客观上将恶化艾滋病人的生存状态。
　　
　　再者，该事件还凸显出政府在应对艾滋病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如报道中所体现的，某些人利用艾滋病人讨债、拆迁已有多年，甚至某些患者利用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而违法犯罪也并不鲜见，但是政府却一直缺乏适当的应对措施即应对手段，原因主要是缺乏必要的物质设施，甚至不具备针对艾滋病人的关押条件，这就无形中纵容了某些艾滋病患者的违法犯罪倾向，也给某些人拿艾滋病人当枪使提供了司法的漏洞。
　　
　　艾滋病人拆迁队事件并非简单的刑事治安事件，它凸显出诸多社会问题，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生活状态的一种折射，是利益对抗的一种体现，也凸显出政府对相关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值得社会重视。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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