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最近，英国演员艾玛·沃特森，在伦敦地铁里“丢”了100本书，“整个伦敦读疯了”；而在国内，11月15日，新世相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丢”了10000本书。

　　然而在这活动开始后，评价两极分化严重，批评者认为这是一场营销作秀活动，认为在中国的土壤上，并不具备伦敦那样“丢书”的条件。的确，想读书的人自然会自己准备书籍或者看kindle，不想读书的人也会有自己的消遣方式。

　　但不可否认的是，“丢书”活动有它无可比拟的意义，它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知识和兴趣的传播，也是阅读习惯传播的一种尝试。互不相识的陌生人，通过一本书，一张手写纸片，联系在了一起，在地铁中，通过一本书来进行人际分享，感受意识之间无声无息地交流，无疑是更能温暖人心的方式。

　　诚然，并非每一本书都得到了善待，也不是每一个遇到书的人都会把它拿起来读，但是“丢书”行动展示了一个信号，像李洪兴所说，与阅读邂逅，不必拘泥于形式。明星带头宣传只是一个由头，至于活动能否进行下去，是要看群众的，而不是几个明星，难道明星选择正确了，就能保证活动像伦敦的一样成功吗？宣传只是手段，大门已打开，群众是否走进去才是最应关注的。

　　当下粉丝经济发展蓬勃，不论承认与否，明星的带头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这比作家的带头效果明显得多，要是想让活动迅速被大众所知，你必须去寻找舆论领袖，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悲哀，因为明星本人“丢”的书可能他们自己都未读过。

　　反观伦敦，艾玛是学霸，本身有着极强的正面示范作用，而黄晓明、包贝尔之类的明星显然不具备此特点，这些名人的选取，会使活动看起来有营销之嫌，毕竟这是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但新世相显然并不傻，他们也邀请了很多的作家、写作者，让整个活动既方便宣传开来，也能够真正分享读书人的阅读习惯。

　　在知识经济刚开始发展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成长是必然的，要经过初级进化才能有所作为，然而现在很多人看着别国的高级形态就想一步登天，对于初步的尝试反而嗤之以鼻甚至大肆攻击，但不去尝试又怎么能够达到伦敦一样“读疯了”的程度？新生事物总是伴随一些先天不足的局限性的，但也正是这些局限性推动着它去变得更好，总是抓住黄晓明不放，怎么不看看也有和菜头之类的文化人、写作者在做同样的“丢书”活动呢？

　　“丢书”活动的确摆脱不了矫情，文人自古迂腐，但凡对纸质书有点期许的人们，心中总是有心照不宣的矫情，通过丢书捡书这个闭合系统，把心中的矫情通过扫描二维码，通过阅读抒发出来，来一场阅读习惯的邂逅，在快节奏碎片化时代里唱唱挽歌，来一场公共空间内矫情的释放，不也是碎片化时间和纸质阅读寻求结合的一种尝试吗？

　　总是有人一面哀叹着碎片化阅读趋势的不可逆，一面反对着任何形式的矫情和营销嫌疑，在脑海里面思考一万种可能也不去尝试一次，前怕狼后怕虎，情况难道就会有一丁点的改观？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活动虽起于北上广，但越来越多的其他城市也参与了进来，虽起于对伦敦Books On The Underground的学习，但又不仅限于地铁分享。虽然质疑声音又说了，这是营销的扩大化，是“大跃进”式地轰动无脑狂欢，更有某些公众号直接扬言，这不是“丢书”是丢脸。这是声势浩大的活动不可否认，但声势不浩大就无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你不能一面吃着米饭，一边抱怨米饭难吃，毕竟我们首先得有饭吃，才能继而把它做得更好吃。还不知道结果又何必上纲上线急着去审判。

　　早在2014年，单向街书店就与京港地铁公司合作，把文学大师的句子印在也在北京地铁4号和14号沿线，希望能使一些人在匆忙的生活中得到片刻的慰藉。可见公共空间的知识分享活动早已开始，这次大规模的“丢书”则是以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方式，让知识和阅读习惯的分享更光明正大地弥散开来。像许知远说的，每一个独立而丰富的灵魂，都有处可栖。

　　文/王思臻(广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