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心在2016年办理的因怀孕而被辞退的女工案件就有11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用人单位在明知女工怀孕的情况下，以种种理由将其解雇。”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对记者说。“这表明，用人单位对于不得在女工孕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是知晓的。因此，才会找其他理由来解除劳动合同。”（3月9日《工人日报》）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工因怀孕被辞退的案件增多，不是一件好事。用人单位明知解雇怀孕女工的行为违法，仍然冒风险寻找理由或借口将其辞退，说明辞退怀孕女工的违法结果在用人单位预料之内，辞退怀孕女工的违法成本，比应支付给怀孕、生产、哺乳女工的代价要小。因此，加大对用人单位辞退怀孕女工的处罚力度，让用人单位不敢轻举妄动，维护女工权益法律尊严，是必由之路。

　　用人单位违法辞退怀孕女工，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怀孕女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成功的概率加大。但是个案成功了，劳动纠纷解决了，并不意味着类似纠纷或事件就没有了。女工因怀孕被辞退的案件增多，处罚用人单位，不是唯一办法，也未必是最好的办法。

　　应当看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因素促使用人单位成本增加，也是事实存在的。全面认识理解影响和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因素，多渠道分解，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用人单位不纠结女工怀孕增加的用人成本，对女工、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一个怀孕女工被辞退的阴影，并不会随处罚结束而抹去，其他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女工仍感到困扰。他们害怕失去工作，更害怕年龄大了无法再就业；害怕二孩给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更害怕失去工作后让大人小孩都难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加大家庭变故的因素。在这些阻力作用下，她们迟疑时，很可能失去生育二孩的最佳时机；果断时，很可能放弃生育二孩。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相关方面不能不关注这些潜在的、不明显的反作用力。

　　从维护女工权益，维护劳动法律刚性的层面，司法处罚是必由之路；可处罚也加大了社会成本，会影响用工和谐。而降低用人单位辞退怀孕女工的欲望，让用人单位综合权衡应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工怀孕生孩子，则需要灵活机制，出台鼓励和引导政策，尽快推进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在征收税费等方面给予雇佣女职工的企业予以优惠，求得女工、用人单位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相比处罚，这也是一条路径，且是不错的选择。

　　一手完善保护生育“二孩”女工的权益，一手降低单位的用工成本，保护了女工的权益，补偿了用人单位的利益，用人单位不轻易辞退怀孕女工，女工生育不会有太多的顾虑，“全面二孩”政策就能按计划实施。这样，政策的驱动就实现了“一枝动，百枝摇”的效果。

　　文/卞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