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与入世的两难抉择，曾困扰了无数英雄和才子。多少士人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待着有朝一日鱼跃龙门“学而优则仕”，闯出一条济世之路；同时也有许多人声称“蔑视功名”，主张归隐田园，以消极遁世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篇《归去来兮辞》，真可谓飞扬洒脱，传唱千古，那份率性任情、不苟同于流俗的情怀备受后世名人雅士推崇，影响渗及千余年。

　　然而，这位“隐逸诗人之宗”是否果真自始至终甘于远离政治经济舞台，种豆南山下，乐此而不疲呢？这种“恬淡自适”，在多大程度上是发自其真实的内心，而不是被迫放弃？斯人早已“托体同山阿”，真实的心态无处查考，惟有从他自己笔底去寻觅蛛丝马迹了。

　　陶渊明最为后人称道的、代表其“淡泊气节”“隐逸志向”的作品，当推《归去来兮辞》（公元405年）、《归田园居》五首（公元406年）和《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约公元404年）等，从其写作年代看，基本集中在他辞官归隐的前后三年，其他诗作却被忽略而鲜为人知了。

　　可事实上，上述作品展现的只是多维陶渊明的一个面，而不是全部。在此之前，他几番入仕，分明是一腔热血、满怀抱负，三十五岁（公元400年）以后，还曾效仿田畴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后来的南朝宋太祖），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然而，归隐田园几年之后的诗作，却是愁苦渐深，越来越没有了所谓“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试看归隐五年后（公元410年）所作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此时田间收获还算勉强可观，诗人也表示“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表示愿意忍受亲身劳作之苦而不怨叹。但诗中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种田肯定很苦，只是人活着需要糊口，不能推辞这种苦难，况且肢体虽然疲惫，总算可以免于遭受飞来横祸）——原来，忍受种田的劳苦，是为了糊口和免祸。田园生活已不再“浪漫”，而是透出几分无奈了。

　　又过了8年，僻居乡村的陶渊明写下《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字里行间，处境困苦更甚，心情忧怨更深：“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旱灾、虫灾、风灾、水灾轮番来袭，收获的庄稼已经少得可怜，难以维持温饱了，饥寒交迫中开始度日如年：“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到晚上就盼着鸡叫天亮，到早晨又希望太阳快落山）。诗人还说，自己独自慷慨悲歌，除了收信人，竟无别的知音——此时心境，不知是怨还是悔？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一首《杂诗》中，陶渊明又悲叹：“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后人所谓的陶氏晚年“不仅沉醉在乡农之间，还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只不过是表象，诗人与后者之间，远难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遑论思想上的共鸣。

　　另一首《读山海经之十》则借精卫和刑天的际遇，慨叹自己良机已失，徒怀雄心，壮志难骋，理想已成泡影：“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这一系列篇章，又哪里有什么“恬淡静穆”“彻底的傲视功名”？

　　回头再看《归去来兮辞》并序，显然，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与其说是出于“崇尚自然”的本心，毋宁说是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并非书生所可想象，身为理想主义的小公务员，在那个“官本位”社会里进退两难，不仅无法实现原先设想中的雄心壮志，反而严重不适应而又无力回天，惟有逃离。只是，田园生活远远不是“恬淡浪漫”这一种底色，南山除了野菊花，还有螟蜮蝗虫、饥馁贫乏和寂寥孤衷；而人，永远不可能饿着肚子体验田园风光。

　　可叹后人，只见其“归去来”的铮铮傲骨、东篱采菊的悠闲自在，却对他后期的困顿愁苦、挣扎怨叹只字不提，更鲜有人正视高适笔下的感慨：“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由此而对陶氏“挂印辞官”极尽推崇与美化，号召世人起而效仿之，岂非断章取义，误尽天下书生？

　　文/林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