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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岂止野菊花

2018-01-01 00:03:00 来源:红网 作者:林永芳 编辑:王俞

  归隐与入世的两难抉择,曾困扰了无数英雄和才子。多少士人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待着有朝一日鱼跃龙门“学而优则仕”,闯出一条济世之路;同时也有许多人声称“蔑视功名”,主张归隐田园,以消极遁世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篇《归去来兮辞》,真可谓飞扬洒脱,传唱千古,那份率性任情、不苟同于流俗的情怀备受后世名人雅士推崇,影响渗及千余年。

  然而,这位“隐逸诗人之宗”是否果真自始至终甘于远离政治经济舞台,种豆南山下,乐此而不疲呢?这种“恬淡自适”,在多大程度上是发自其真实的内心,而不是被迫放弃?斯人早已“托体同山阿”,真实的心态无处查考,惟有从他自己笔底去寻觅蛛丝马迹了。

  陶渊明最为后人称道的、代表其“淡泊气节”“隐逸志向”的作品,当推《归去来兮辞》(公元405年)、《归田园居》五首(公元406年)和《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约公元404年)等,从其写作年代看,基本集中在他辞官归隐的前后三年,其他诗作却被忽略而鲜为人知了。

  可事实上,上述作品展现的只是多维陶渊明的一个面,而不是全部。在此之前,他几番入仕,分明是一腔热血、满怀抱负,三十五岁(公元400年)以后,还曾效仿田畴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后来的南朝宋太祖),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然而,归隐田园几年之后的诗作,却是愁苦渐深,越来越没有了所谓“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试看归隐五年后(公元410年)所作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此时田间收获还算勉强可观,诗人也表示“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表示愿意忍受亲身劳作之苦而不怨叹。但诗中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种田肯定很苦,只是人活着需要糊口,不能推辞这种苦难,况且肢体虽然疲惫,总算可以免于遭受飞来横祸)——原来,忍受种田的劳苦,是为了糊口和免祸。田园生活已不再“浪漫”,而是透出几分无奈了。

  又过了8年,僻居乡村的陶渊明写下《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字里行间,处境困苦更甚,心情忧怨更深:“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旱灾、虫灾、风灾、水灾轮番来袭,收获的庄稼已经少得可怜,难以维持温饱了,饥寒交迫中开始度日如年:“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到晚上就盼着鸡叫天亮,到早晨又希望太阳快落山)。诗人还说,自己独自慷慨悲歌,除了收信人,竟无别的知音——此时心境,不知是怨还是悔?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一首《杂诗》中,陶渊明又悲叹:“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后人所谓的陶氏晚年“不仅沉醉在乡农之间,还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只不过是表象,诗人与后者之间,远难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遑论思想上的共鸣。

  另一首《读山海经之十》则借精卫和刑天的际遇,慨叹自己良机已失,徒怀雄心,壮志难骋,理想已成泡影:“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这一系列篇章,又哪里有什么“恬淡静穆”“彻底的傲视功名”?

  回头再看《归去来兮辞》并序,显然,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与其说是出于“崇尚自然”的本心,毋宁说是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并非书生所可想象,身为理想主义的小公务员,在那个“官本位”社会里进退两难,不仅无法实现原先设想中的雄心壮志,反而严重不适应而又无力回天,惟有逃离。只是,田园生活远远不是“恬淡浪漫”这一种底色,南山除了野菊花,还有螟蜮蝗虫、饥馁贫乏和寂寥孤衷;而人,永远不可能饿着肚子体验田园风光。

  可叹后人,只见其“归去来”的铮铮傲骨、东篱采菊的悠闲自在,却对他后期的困顿愁苦、挣扎怨叹只字不提,更鲜有人正视高适笔下的感慨:“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由此而对陶氏“挂印辞官”极尽推崇与美化,号召世人起而效仿之,岂非断章取义,误尽天下书生?

  文/林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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