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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林州民警摔婴儿一事，昨日同时出现在新闻纸上的孩子之殇就有：海南万宁遭校长性侵女士升初中仍无着落；男子拐走3岁女童，嫌孩子哭闹将其捂死；江苏泗阳一名年仅15岁的高中女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地一名官员强奸；河南安阳公交抢劫杀人案车中，3名死者均为未成年人。
以上林林总总的案例，似乎早已成为舆论场中的惯常一幕。如果不是悲剧实在太过密集，我都有点怀疑，它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引发众怒，或者仅仅只是众怒。
这样的事件中，加害者一般都很清晰，责任和事件性质也容易划定。之于作恶者的舆论声讨与法律惩罚，似乎也并不难实现。但当孩子屡屡成为受伤害的对象时，现实和理性都在告诉人们，一个总是让孩子受伤的社会，整个社会其实都应当在救赎者之列。
如果说孩子被伤害，引发全民声讨，是社会之于孩子的呵护态度的一种直接体现，那么，确保让更多的孩子免于伤害，让孩子在受伤害后，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和正常生活，则考验的是一个社会对孩子关爱的执行力与行动力。毕竟，声讨施于孩子的不义总是简单的，而孩子的保护则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要体现在细节和文明之中。
提到保护孩子，不得不提美国在法律和公民意识上所形成的全方位的保护网络。或者正因为其太过“较真”和完美，不少人都认为其很难被效仿。而事实上，对比当前我们的孩子保护现状，确保已有的制度落实，孩子的状况都能让人放心得多。
比如现实中，官员成为孩子的一个“高危群体”。这种社会不良示范极其恶劣，那么严惩这类官员，就只是兑现社会的基本法度，无需专门的严惩以待，掩盖、捂住都应当被视为是纵容而加以惩戒；奶粉安全境况低下，校车安全不保，贩婴现象难止，在一个文明社会，这些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基础性要求吗？且这些方面的失守，伤害又不会是单方面的，都容易传导到社会层面对于儿童保护的无意识——从忽视，继而是与成人一致的无差别伤害。
儿童受伤害后，悲伤的人们很容易呼唤要制度化保护孩子。事实上，制度化保护的意义，不限于能够为孩子提供权利后盾，更在于它能够起到引导社会行为和观念的作用，提高保护儿童的公民意识。不难理解，当制度和法律在孩子保护上能够处处体现出刻意安排，也自然能激发人们对于儿童的恻隐之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人，都应当能对于儿童保有几分敬畏之意，有成人和孩子之分，不轻易地将暴力伸向孩子。
强调保护孩子，不仅是因为孩子是天然的弱势群体，需要特别对待，也不仅是他们代表“祖国的花朵”，而更因为，保护孩子就是保存社会良善和美好的一部分。因而孩子接受怎样的保护，必然影响到他们成长后，对于社会的态度。难以想象，在一个孩子活在伤害阴影中的社会，他们成长后，能够贡献出多少正面的价值。
孩子经常性受到暴力伤害，证明他们实质上成了一个权利意义上的隐身群体，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特殊关照。一方面，正因为他们太过弱小，往往成为某些社会失序的直接承受者；另一方面，儿童之于一个社会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需要针对性安排的制度建设以及公民意识，尚难以跟上。这一切，都强化了儿童成为更为弱小与受伤害者的存在。
谴责与惩罚施加在儿童身上的个体之恶，当是无条件地。但明确儿童受伤背后的社会背景，远比单纯谴责个体之恶要重要得多。儿童保护只能体现于实实在在的社会改造行动，它是一项社会工程，从制度构建到社会公意的培育与转变，都不能被绕过。
文/朱昌俊
来源：红网
作者：朱昌俊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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