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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认为，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即基于幼女身心发育不成熟、尚不具备性决定能力的现实情况，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却间接承认了幼女可以“卖淫”、具备性自主能力，这不仅不符合幼女身心发育状况，对幼女的极大侮辱，更与强奸罪的规定存在逻辑矛盾。
然而，全国人大法工委，即“嫖宿幼女罪”的立法者，今年5月回复孙晓梅代表的建议时称，简单取消嫖宿幼女罪可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坚持其增设嫖宿幼女罪，比照奸淫幼女的刑罚设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并认为“引发群众非议”的“嫖宿幼女”案件，目前主要问题出现在执法环节。法律适用错误导致一部分明显属于强奸性质的案件，被作为嫖宿幼女罪处理。
对照司法者和立法者的不同回复，欲寻求共识，还是要回到常识上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增设嫖宿幼女罪的主观愿望是什么，在多年来实际存在了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性侵幼女的案件，被堂而皇之当作嫖宿幼女罪案来处理，施害者最终得到的法律处罚，低于强奸幼女罪案，客观上降低了性侵幼女的犯罪成本，降低了法律保护幼女基本权利的力度，使得更多不法分子敢于以身试法，从因引起司法者和广大群众对嫖宿幼女罪的质疑。
最高法的回复，更接近于司法实践。法工委的答复，仍然基于立法愿望。最高法希望，立法者应从立法层面废除“恶法”。法工委希望，执法者严格执法，改正法律适用错误。其实，立法者更需要一点谦卑姿态。废除嫖宿幼女罪，并非是最高法独家愿望，而是很多人民的呼声。每年全国“两会”上，相关建议、议案、提案亦不少，但多年来，修法毫无进展。立法者需要放低姿态，倾听人民呼声。民意之外无法律，抑或法律之外无民意，实质上包含了法律即民意。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一提到民意，就当作民粹主义来讨伐。
即便说“加强法律监督，保证严格执法”，这也是法工委的职责。全国人大既是立法者，又是对司法、执法工作的监督者，更应当是民意的集中者。可是多年来，有关嫖宿幼女的群众非议案件很多起，法工委有过多少监督？提过多少异议？做过多少分析？收集过多少民意？就说嫖宿幼女罪的去留问题，法工委是否做过民意调查？一味沉默，并非是谦卑，有可能是回避，甚至失职。真正的谦卑，是主动倾听，认真分析，积极响应、解释或接受，并寻求解决。
错误的判决，或法律适用错误，至多是搅浑了下游的水流。而错误的恶法，却是从源头放出浑水。法律，乃国家之大公器。自古以来，皆是如此。立法者肩负着重任，来不得半点懈怠。道德，是社会的公序；法律，是道德的支撑；法律的质量，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立法者，引一发而动千钧。嫖宿幼女罪的去留，应当尽快摆上法工委的议事日程，而不是被动接受最高法的架空倒逼，听任民意纷纷，充耳不闻。
文/柏文学
来源：红网
作者：柏文学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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