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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重度残疾婴儿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只是“弃婴安全岛”试点工作的开展，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最需要反思的是现行出生缺陷预防工作的开展和落实状况。
一般来讲，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包括三个层面，即婚检、产前筛查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可就目前来讲，孕期保健等工作，越来越受到当事者的重视，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已经接近70%，但是，作为出生缺陷预防工作重点内容的婚检，却往往被当事者忽视，落实情况极其糟糕，根据2012年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我国2011年的婚检率仅为41%。
婚检不仅有利于男女双方的健康，也是对下一代负责，可是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中，将以往的强制婚检改为自愿婚检以后，自愿婚检俨然成了“取消婚检”。
表面上看，这应当是一种进步，因为强制婚检不仅是违背了政府要进行角色转变的要求，也侵犯了公众的隐私权。一个社会越进步，就越注重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那么公权力从婚检领域的退出就无可厚非。但需要认识到，婚检的作用在于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其承担的角色是阻断疾病的屏障，在此逻辑下，婚检就不能仅仅从属于私权范畴，其更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也就决定了对于婚检，政府不能完全退出，所谓“简政放权”的真正含义也是将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非“撒手不管”。
由“强制”直接跳到“自愿”，看似实现了婚检由权力向权利的转变，但是角色变换之大却是这个社会难以承受的，离开必要的衔接，缺乏可以承受权力的载体，必然会使政府退出后出现的权力空缺得不到弥补。所以，政府在进行角色转变时，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此语境下，政府在将婚检领域的权力转移给社会的同时，必须要保持适当权力的存在，进行恰当地引导和干预，这样一来，既可以防止公权过渡干预私权，也可以避免政府在涉及公共利益领域的权力缺位。
其实在法国，根本就没有“强制性婚前体检”一说，不过婚前体检是公民必须要履行的一项义务。婚前检查项目明确、检查场所自由选择、检查结果完全保密、检查费用大部分可报销……这一切的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公民的隐私权，也降低了公权力过度干预以致出现权力寻租的风险，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相关费用也提高了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这种类似的制度设计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弃婴安全岛”试点的困境，凸显出婚前检查工作落实的窘境，所以，建立由政府财政兜底的福利性婚检亟待落实。然而却需要看到，每年我国都会有大量患有先天疾病的婴儿问世，这是在现代医疗科学条件下，婚检等出生缺陷预防工作所不能避免的，这就提醒我们，在落实婚检等相关预防工作的同时，必须要补上社会救济的短板，勿让这些孩子和家庭成为社会之痛。
文/张松超
来源：红网
作者：张松超
编辑：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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