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下午，在陕西渭南市召开的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上，有6个县市区因为“较差”也上台领奖，他们领到的是一个“黄牌（较差）”。据了解，渭南市考核办从2012年开始，每季度会对全市的重点项目进行考核评比，并对项目考核成绩前三名颁发红牌，成绩较差的最后一名颁发黄牌。（10月24日《华商报》）
　　
　　止慵治懒，正当其时。从管理学来说，正负激励机制，都是很正常的手段。尤其是负性激励，一来有伤尊严的面子，二来折损了权力羽毛，在政绩考核中，属于权力问责的惯用方式。看起来，渭南颁发“最后一名奖”的举措，确实初衷可鉴，动真碰硬，无惧晒丑，比之于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更显倒逼之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者，据说此举措2012年就已实施，而最大的效应是——“有的县区在会上领取了黄牌后，领导会感到不好意思，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铆足干劲”。换句话说，这是以羞辱式执法的方式，刺激主政官员的道德底线，藉此唤醒行政自觉。排排名，分牌牌，懒政与不作为果真就能烟消云散了？历史早就证明，以“官德”来规制行政作为，是最不靠谱的事情。
　　
　　二者，这所谓“最后一名奖”，尽管没有搭车淘汰机制，但逻辑核心与末位淘汰制一脉相承。这里有两种情形：大家都怠于履职，也会有最后一名；大家都积极作为，还是会有最后一名。就譬如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每日生产一百个面包足以完成任务，那么，就算所有人都超过这个定额，还是会有“最后一名”出现。同样，考核政绩，应该有稳态的尺子，拿制度的尺子去丈量，只要尽责尽力，就算最后一名，那又何妨？
　　
　　三者，这种考核机制，缺乏制度依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考核只规定：“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从没有以“最后一名”原罪的制度设计。“最后一名奖”的悖谬，就在于，不管你怎么努力，总会有最后一名存在，那么，这种穷凶极恶的制度，会否逼着刚刚简政放权的地方官员，继续在数字排名上绞尽脑汁打主意？
　　
　　类似的创意，其实也不鲜见。2009年，河南省检察院为了督促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推出了“后进单位问责制”：对于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彼时，这种做法遭到一片非议：“计件反腐”，跟罚款指标有什么区别？
　　
　　在政绩考核转型升级的今天，“最后一名奖”这种有失妥当的惩戒机制，不仅悖逆法治理性，更营造了一种恶性竞争的制度环境。它在羞辱“最后一名”的同时，对现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最大的反讽。因此，有必要慎重点赞“最后一名奖”，思谋更稳妥的政绩激励机制。
　　
　　文/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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