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轰轰烈烈的科研反腐又有了新“成果”，据媒体报道，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无法对支付给访谈对象的报酬开具发票，而造成“科研资金使用不明”，受到了行政处分，已提前退休。（10月28日《楚天都市报》）
　　
　　潘教授访谈的对象虽然不太光彩，但其研究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课题却是重要而严肃的社会问题。可以想见，在这一研究与社会调查中，对某些特殊的对象进行访谈乃是必要的程序，而支付报酬也是为了正常开展访谈之需，但是由于访谈的对象本就处于社会灰色地带，非要强制此种开销开具发票，就颇有点违背科学及学术研究的规律了。
　　
　　众所周知，科学与学术研究本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里面包含许多可量化、既定的内容，比如实验设备购置、资料购买、差旅经费等，也包含许多不可量化、自由的内容，比如思考、阅读、写作、交流、访谈等。可量化内容中的资源消耗，可以明确地给出其用途及流向，并可出具财务凭证；而许多不可量化的、自由内容中的资源消耗，未必就能明确地出具财务凭证，然而对于科学及学术研究来说，恰恰是许多不可量化的内容可能在其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恰恰是自由的空间提供了创新的源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这些不可量化的研究内容，可能就没有扎实而又创新的科研与学术成果。
　　
　　再者，科研与学术研究乃是建立在研究者本人知识积累与精神思考的基础之上，可以说，研究者此前远超于一般人的在校知识积累与学术训练也是科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课题经费必然应该有一部分是补偿研究者此前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训练中的资源消耗。
　　
　　然而，当前的僵化的科研经费核算制度要求将所有科研与学术的流程都予以量化、标准化，并杜绝将不可量化的流程中资源消耗用其他的方式予以补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利用经费核算制度排除了科学与学术研究中更重要的、不可量化的精神工作及精神创造过程，挤压了科研及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扼杀了创新的源泉。可以说，当前僵化的科研经费核算制度对科研及学术研究的妨碍极大。
　　
　　所以，在轰轰烈烈的科研反腐之下，笔者呼吁改革当前的科研经费核算制度，建立适应科研学术的经费核算制度，给学术研究更多的自由空间。
　　
　　给学术研究更多的自由空间，一方面是给予研究者对于科研经费使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我们国家的科研课题审批与经费分配制度中，严格的审批程序已经大致将课题研究所需经费进行了估算，当经费分派到研究者个人手中时，应该允许他们相对自由地使用科研经费、设计科研流程、组织科研实施，通过科研经费的相对自由的使用拓展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激活研究者本人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中给予学术研究更多的自由空间，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而是将监管的重点从经费的使用及科研流程管控转移到对于科研成果的学术与科技含量的考核上，将对经费使用与科研流程的合法、合理与可量化性的管控转移到对于科研投入与产出的评测上来，通过严格考量课题成果的学术含量来衡量经费使用的效率。
　　
　　实际上，僵化、量化的科研经费核算管理制度是一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当然，我们承认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有其理由，扩大研究者“自由裁量权”的管理方式也有其难处。但是，即使再难，科研经费的管理也不能简化地“一刀切”，因为这一刀切掉了科研与学术自由空间，也就切掉了科研与学术创新活力，它对科技学术及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多于给予研究者较大“自由采量权”的管理制度下所出现的问题与弊端。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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