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武钦元强奸案。而这个武钦元，就是曾引起极大关注的，安徽蚌埠于英生杀妻冤案的疑似“真凶”。曾背负这个罪名十七年的于英生也旁听了庭审。“我要知道是谁一手制造，谁推动了这个冤案的形成。”（1月18日央视）
　　
　　1996年12月2日上午，时年33岁的于英生妻子韩某在家中被害。一星期后，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于英生。2001年7月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于英生犯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公开宣告于英生无罪，并当庭释放。有人说，他的故事像现实版的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
　　
　　其实，说于英生的故事像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也仅仅是于英生的冤情与“肖申克的救赎”主角相似。案发当时，34岁的于英生已经担任蚌埠市原东区区长助理，是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肖申克的救赎”的主角在入狱前是银行家。又因两人的冤情都是被认定杀害自己的妻子。然而，“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励志片，与于英生的冤案已经在主题上没有相同之处。
　　
　　说其是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除了部分“剧情”相似，还应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起存在着明显漏洞的错案，不该用“在‘重口供、轻证据’的年代”一笔带过。
　　
　　说是“重口供”，那么，口供是如何获得的？据于英生说，这些供述都是在警方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做出的。“连续七天七夜对我不间断地进行讯问、折磨，十二月下旬蚌埠都下雪了，他们就让死刑犯用水钵子舀凉水给我洗澡，洗了三个小时，让你要死不行要活不行，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去写认罪状。”而所谓的“轻证据”又轻到什么程度？于英生的辩护律师在控方提供的案卷材料里，发现了一份DNA鉴定报告。这份1997年2月3日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在韩某内裤残留物检出精子，不是于英生的。但DNA这个重要的证据被忽略了。
　　
　　当把残酷的刑讯逼供和重要证据“被忽略”联系在一起时，即使在“那个年代”，也难以让人接受。在人们对冤假错案最善意的认知中，对其的成因往往也认为警方急于破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草草结案。但在已经有了DNA鉴定刑侦手段的年代，如此关键的证据竟然“被忽略”，而且在于英生接下来的三次上诉中都没有被采用，就值得深思了。
　　
　　而此案的峰回路转，也没有经过类似真凶出现的意外，是重申“疑罪从无”原则之后的改判。一起17年的错案，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一个无辜之人却因此失去了17年自由。甚至令他在狱中“还羡慕那些犯罪分子，他们罪有应得，他们服刑很坦然”。一个正春风得意的年轻干部，妻子被杀，自己含冤入狱，儿子变成孤儿，是一种怎样的苦痛？
　　
　　如果一个守法公民会无端遭遇噩运，而且是由本该保护人民的司法机关造成的，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惊恐？如果在纠正错案后，不把“当初因何犯错，责任人该被怎样认真地追究，留下的教训是什么”全部落实到位，如何满足受害人“我要知道是谁一手制造，谁推动了这个冤案的形成”的起码要求？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文/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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