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建筑成就举世瞩目，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堪称经典之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一批现代建筑充满时代气息、美轮美奂。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奇葩建筑”，不断冲击社会公众的审美底线，引发人们强烈吐槽。（4月21日《人民日报》）
　　
　　“奇葩建筑”也有设计和建造的过程，可能在设计过程中更多了一些“创意”。然而，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史书，是最为显像的文化符号。在建筑的设计理念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审美和物理原理，既不是随心所欲的堆砌，也不是“以旧换新”的更替。这个充满了科学和文化的领域，一旦和其他也本该规范的方方面面一样，被失控的权力左右，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不同的是，建筑是最为显像的文化符号，无法轻易隐匿或抹去。这就不同于诸多被权力扭曲的东西，还能在抽象层面自圆其说。
　　
　　其实，失控的权力一直在“坏事”。其中，既可以让法律法规走形，也能让国家方针政策变样。即使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执法违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这种权力生态下，有涉官员政绩的城市建筑，必然屈从于权力的意志。当然，在既成的行政格局下，有关城市建设，也是不能离开政府规划的。问题在于，权力的意志并非满足于拍板定局，而是要符合政绩的“设计理念”。如果说政绩的“设计理念”与建筑的文化元素基本相同，那也是皆大欢喜。但是，某些权力除了在“标志性”上突出建筑的观感外，剩下的可能就是腐败元素了。
　　
　　《人民日报》罗列了城市建筑五大乱象：崇洋、求怪、趋同、贪大和逐奢。如果将其归纳起来，既像是没文化而又虚荣的“傻大”，又像是花父母的钱不心痛的“败家子”。但究其实质，城市建筑五大乱象，是相关地方政府畸形政绩观的生动写照。其中的“崇洋”和“趋同”，反映出急功近利中的“急”。复制国外地标性建筑，一方面是崇洋，另一方面也是山寨的省力，“省力”的目的就是快速；“贪大”和“逐奢”，暴露出急功近利中的“利”，规模越大，投资越高，权力寻租的空间就更广泛；而其中的“求怪”，就是急功近利中的“功”，因为建筑的形态越怪异，就越能起到“标志”作用，越能凸显自己的政绩。
　　
　　这“五大乱象”在某些地方政府的畸形政绩观中，不但思路清晰，而且名利双收。因此，“奇葩建筑”透漏出了腐败元素。实际上，权力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岂止是显像的“奇葩建筑”，对相对隐形的社会价值观，对社会秩序和规则的破坏更为严重。而奇葩建筑反映出的畸形政绩观，与其他权力腐败的根源是相同的。只不过前者更直观，更不容掩饰而已。就如一个本来心术不正的人，再穿上一件奇装异服一样。
　　
　　就事论事，城市建筑出现乱象的重要原因，是畸形政绩观对城市建筑的“瞎指挥”；治理城市建筑乱象，当务之急是建立实实在在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专业人士话语权。如果把这些认识延伸开去，也十分符合对权力加强监督规范的反腐理念。这既涉及简政放权，也有关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因此，若能利用好“奇葩建筑”这个“标志性”反面教材，对此的解读，都能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为制度建设提供具体的思路和切入点。
　　
　　文/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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