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5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斥某些政府机构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话音未落，深圳市民郭先生在为女儿办医保卡时，就被要求“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5月9日《南方都市报》）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轻声振翅，在一个月后逾越千山万水到达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一个月前最先在一篇评论中得以提及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一个月后，成为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话题。庙堂之上的一番言说，将“证明我妈是我妈”推置于舆论风暴口，也由此击中无数人内心难以言说的“块垒”。在持续发酵的证明热中，日前一则“身份证号升级成了大麻烦，京豫之间跑7趟证明‘我是我’”新闻，已再次为“奇葩证明”涂抹怪诞的脂粉。
　　
　　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于此而言，纵是对“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有所唏嘘，但是仍需进行情绪上的脱敏，客观正视证明的合理存在——开证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务。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而能折腾的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怪诞的“证明”，从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但是，这中间有多少是属于瞎折腾的“证明”呢？此前有媒体报道，有老人在按规定申请相关补助时，被要求出具一份“自己还活着的证明”；更有家长在为不到一岁的孩子转户口时，被要求开具“孩子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所谓人在“证”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细打量这苍茫的“证”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实、相互推诿的“死循环”呢？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人在朝中好办事”；一边是相互核实、相互推诿下的“死循环”，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权力恋栈下对利益和权欲的醉心，促就权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规则的正当性，成为以权谋私的合法伤害工具。如此，当公共责任倒置，奇葩证明顺势而生。
　　
　　如同可传染的恶疾，奇葩证明式丛林法则，在整个社会泛滥开来，如应聘工作，需要社区开具人品证明；做人流手术，需要社区出证明是自愿的；摔伤申办保险需开具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开出租，需证明3年内没有重大交通事故。这些规则框架内的“刁难”，正是权利不对等下，偏离规则轨道的弱肉强食，成为社会阶层流通的壁垒。
　　
　　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总理之问犹在耳边，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这些奇葩证明的存在，所映射的既是缺乏制度的公权力失范，也是现代社会运行中的规则沉疴。既需要通过明晰权力清单和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让“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成为权力逻辑出发点；也需要通过增强公民话语权和廓清规则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文/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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