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5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征收拥堵费是早晚问题。仇保兴认为，拥堵费迟迟未能开征，就是因为有人在“瞎吵”，以民粹与情绪代替理性和常识，让具有远见的管理者承受压力，“如果大家都理解支持的，那叫时尚，而不叫改革。”（7月23日《新快报》）
　　
　　拥堵费开征与否，以及是否推行其他的拥堵调控措施，关乎市民切身利益。市民对此高度关注，希望介入讨论，了解拥堵调控措施编制是否科学，推行是否公平。拥堵调控措施未必管用，但这些措施经常会以先限制私家车出行或收取调控费用为前提，市民会感到“冤得慌”，继而会对调控措施及有关部门提出批评。
　　
　　市民的参与、监督愿望及提出相关批评，这都归于很正常、正当的公共参与，怎么能够叫做“瞎吵”，甚至进一步抹黑称为“民粹”？民粹强调对大众利益和意愿的无限顺从。但广州乃至其他很多城市市民反对拥堵费开征的政策（思路），与此定义是不相符的。广州市民希望解决拥堵问题，事实上在限制私家车等机动车出行的讨论中，很多人也保持着理性。
　　
　　并且，许多治堵政策尽管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决策部门并没有表现得深受压力、畏首畏尾的样子。去年，广州市有关部门以治堵为名大幅调高中心城区停车费，引发不少争论，但这项调整还是很坚定的推行了下去，直到今年，才被宣布没有达到政策（上涨停车费治堵）预期。也就是说，拥堵费迟迟未能开征，跟民众的反对也是没有关系的。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称，广州人口比伦敦多三倍。中国新闻网今年2月报道，伦敦市政当局统计，伦敦的人口突破860万，创下自193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据此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广州总人口为1308.05万。不知道仇保兴先生所说的“多三倍”数据源自何处。仇保兴先生还忘了提供广州和伦敦的城市面积对比：7434.4平方公里、1605平方公里（均为城区+郊区的面积）。伦敦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也是大大高于广州的。选择性披露数据，不利于佐证自己观点的事实和数据就不予公开，这难道叫做“理性和常识”？
　　
　　仇保兴先生专门提到伦敦，意图很明确，伦敦十多年前就已推行拥堵费，据说治堵效果很不错。这成为包括广州在内，中国很多城市意图复制推出类似政策的最强劲理由。嗯，这些决策者难道没听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力推拥堵费这项政策选项时，决策者也不会告诉市民，伦敦开征拥堵费的范围并非全市，仅为伦敦金融区和商业娱乐区（人口才10多万），没有工业区，也不包括平民住宅区，还没有囊括周边的自治市，对于普通市民其实没多大影响。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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