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性格中的胆小这部分，我想应该归咎于父亲，理由有二：一是他的性格中也有这部分，而且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我；二是他让我出生在鼠年，胆小如鼠。虽然前人总结生肖鼠的性格特点中并无“胆小”一说，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胆小与这个“鼠”有关。我真的很胆小，特别是小时候，有事件为证：小学五年级，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题目在黑板上，叫了一名同学上去解答，然后问全班同学解答的对不对，同学们（特别是那几个成绩非常好的）重新认真计算了一遍，相当肯定的告诉老师那位同学解答答案正确，老师让认为正确的同学举手，所有同学都胸有成竹的举起了手，除了我之外。我发现题目当中一处关键的错误，当时我坐在最后一排，数学老师根本就没发现我没举手。其实现在想想，要是当时老师这么说：认为错误的同学请举手。我那放在桌上颤颤巍巍的右手同样也举不起来，实在是拜胆子太小所赐啊。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我已经31岁了，不过胆小的性格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而且因生来胆小的原因还阻碍了我在其他方面的进展，如口才、与人交流方面。我是个言语极少的人，曾经有人这么说我——我一年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别人说一天多。虽然有点夸张，但我的确大多数是沉默的。也的确是不善于交流，在街上遇到单位领导就要迎面而来，趁领导没发现自己之前“另寻他路”的事我也曾做过多次；单位开个会轮到我发言，支支唔唔的不知所云，弄得气氛顿时尴尬也有；领导造访办公室，同事们个个起身相迎，没事也找事说事，我却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除了工作我实在不知道要和领导说些什么；我是十足地佩服那些没事能瞎逛到领导面前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小还是有，但慢慢对一些事情也有了自己的认识，我虽是大多数的沉默，却不是沉默的大多数。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也会义愤填膺，又鉴于口才太差而只有诉诸笔端。那年，单位制定了某些新规定，诸如要打考勤，要统一着装等，但是领导从不遵守；那时我又身处办公室，常为领导跑腿办这办那，又常见领导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那时的我已经知道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大家都认为这些正常得很，但我坚持认为这不正常，于是写了一些不平的文字并公然发给了一位当红主任。出于爱护我的目的，那位主任在看完这些文字后第一时间找我谈心，要纠正我思想上不正确的苗头，坚决要把我的这种思想遏制在萌芽状态。有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领导也不容易，人家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好不容易当上领导，是可以享受享受。我当时疲于应付，他说什么我都点头。心里却想：做了领导干部后，肩上的责任应该更重，应该更加努力工作，更以身作则才是，怎么成了当了领导于部就应该享受呢，那岂不是人人都是为了享受才去当领导。
　　
　　那位主任把这一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吓得不轻：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居然与单位领导唱反调，还能不能一起好好工作了？还要不要将来“大好前途”了？于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教导，甚至要求我不要再看那些杂文报刊了，说就是那些“愤世嫉俗”的文字影响我的思想。
　　
　　参加工作已近十年了，我不敢用“摸爬滚打”这个词来形容这十年，总感觉“摸爬滚打”这词只适用于那些成功人士在没成功之前的艰难奋斗情景，我呢，至今在单位都是无名小卒一枚，且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人家的那种成功。没用这个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个人感觉这十年时间，虽然经历过不少的人和事，自己的性格在表面上虽有些许改变，骨子里却一如当初。这也难怪，江山都易改，本性却难移嘛。这么说来那些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性格的人应该也要服人家，都说本性难移人家却移了，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人家能做到，光凭这一点也要服人家。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却打心眼里更敬重那些移不了的人，远有文天祥、方孝孺，近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初心不改，临危不变，敢说、敢做、敢当。
　　
　　知子莫如父，我生性耿直，又自认为还算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对一些事情经常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了儿子在工作和生活中顺风顺水，自从那一事后，父亲时常违心“教育”我一些“要看得惯”“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道理。其实他所说的我都懂，而且我相信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懂。不是那些“不识时务”的人真不识时务，相反，是那些“识时务”的人不懂得他们心底的那一份坚持。
　　
　　文/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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