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中县40岁的凌女士今年2月与毛先生结婚，4月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丈夫总疑心孩子不是他的，而且还经常酒后打骂她。凌女士于今年6月通过诉讼程序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之后，凌女士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被告知“离婚不符合办理准生证条件”。（8月10日《华西都市报》）
　　
　　离婚对夫妻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对身怀六甲的孕妇来说，更是如此。丈夫的“疑神疑鬼”及三天两头的打骂，使婚姻不可逆转的走到了尽头，甚至等不及胎儿的呱呱坠地。但让凌女士始料不及的是，本以为就此解脱了不幸婚姻羁绊，熟料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面前：由于不能出示结婚证，她根本无法为腹中胎儿办理准生证。
　　
　　这本来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凌女士在怀孕期间与丈夫离婚，符合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并持有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这就说明，离婚后的凌女士及其腹中胎儿是受法律保护的。而计生部门关于“离婚不符合办理准生证条件”的规定则与婚姻法的原则相背。显然，按照《立法法》第79条关于“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当地计生部门以此为由，拒绝为凌女士办理准生证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
　　
　　计生部门之所以把“婚姻存续”作为办理准生证的前置条件，虽然更多的出自保护儿童的考虑，但“瑕疵”却是明显的：首先，一个表面完整但双方感情破裂的家庭并不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设置这个前提也并不能保证此后的婚姻关系能持续维系；其次，造成了计生规定与婚姻法相关条款的矛盾，既有损法律的威严，又把相关计生规定置于很尴尬的地步。
　　
　　笔者想不通的是，既然明知相关计生规定不符合婚姻法的原则，何以多年不作修订，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完美衔接呢？尽管在女方怀孕期间离婚的夫妻不多，但总归还是有的，难道计生部门就一点没有应对之策吗？据悉，现今似凌女士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果她们不能在临产前领取到准生证，那势必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堕胎，二是复婚，三是无证生育，并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
　　
　　显然，这三种选择对于她们来说，既不公平，更是荒唐：堕胎本是无奈之举，加之堕掉的又是本该合法出生的孩子，就更是一个母亲不能承受之痛；而无证生育，除了那高额的社会抚养费难以负担之外，那种心酸及旁人的白眼，更是一种深深的伤害；至于复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女方之所以在孕期离婚，显然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好不容易作出的选择，又有多少人愿意去重蹈覆辙呢？
　　
　　据悉，当地计生部门对凌女士给出了“双方复婚后再办理准生证”的答复。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凌女士的前夫本来就反对生下这个孩子，不大可能为此同意复婚。即使通过做工作得以复婚，不但有视婚姻为儿戏之嫌，而且其间的尴尬及今后家庭中的众多不确定因素也让人左右为难；二是计生规定与婚姻法规“打架”造成的“后遗症”，显然应该由计生部门“兜底”，而不应该让凌女士及其腹中的胎儿“背书”。
　　
　　从法律层面来说，凌女士与其前夫的婚姻，是通过法律程序依法解除的。因此，凌女士腹中的胎儿，亦享有合法出生的权利。按理说，当地计生部门应当比公众更懂得这个道理，但让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将此类情况作为特例特事特办，或负责任的逐级反馈，以求得事情的完美解决呢？对群众的合理诉求，不主动应对，只是一味地以不符现有规定拒之，显然不是应该具有的态度。
　　
　　婚姻法规与计生规定“打架”，让一个未出世的小生命“背书”，是一种让人无法言说的疼。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不应再次演绎这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悲剧。应该说，凌女士腹中的胎儿，孕育于婚姻存续期间。凌女士完全可以凭借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取得准生证，从而让胎儿拥有合法出生的权利。期待当地计生部门，能够特事特办，让合法离婚的凌女士也能够实现合法的生育。
　　
　　文/徐甫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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