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国人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得以惊醒，开始努力探求外部世界。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但这一轮“开眼看世界”潮流，很快又平息了下去，一直到后来启动的洋务运动，部分开明的官僚大臣和知识分子也仍然没有清晰的把握世界大势，仅仅希望引进坚船利炮。
　　
　　《海图国志》、《瀛环志略》等“开眼看世界”著作，传到日本后成为畅销书，对于日本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在“黑船事件”发生后，发起救亡图存的倒幕运动和革新行动，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在此之前，欧洲的科学和艺术并没有因为江户幕府的禁令而从日本绝迹，日本延续着战国时代乃至更早就确立下来的“兰学”传统，这使得日本的革新可以获得更多助力，而不是像清末中国那样，不可避免要经过较长的转型过渡。
　　
　　整个中国，或者说官僚和知识阶层“开眼看世界”，实际上一直被拖到了甲午战争战败。老大帝国的败局，衬托出小国变法维新的效力所在。中国朝野各方，当时也确实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有着好感，希望效仿日本开展革新，向日本学习，引进日本明治时期借由西学改造生成的新观念系统、新学科体系，并改善中日关系。自此至日本强逼式的提出“二十一条”的二十年（1895-1915），中国展开了全方位学习日本的行动，无论是清廷政府、维新派，还是后来的革命派，都心服口服的将日本作为老师，并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日方支持。这期间，中国派出了大量的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或嫁接获得的观念和知识，奠定了清末民初构建中国本土现代科学体系的基础，这些有着留日背景的精英也成为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坛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知识界和一般公众消除了对日好感，随着日本侵华战略的完善和行动的步步逼近，许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日本，以寻求打败这个最危险敌人的方法。但相比日本学界对华的研究，中国国内对日研究、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平相对滞后，且易受到中日关系趋冷或转好的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桑兵最近推出新著《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这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介绍了中国向日本学习期间日本“东学”对中国变法维新、社会革命和本土现代知识传统构建等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分别以梁启超、戴季陶、孙中山等人对日态度的发展变化情况为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
　　
　　1896年6月15日，中国派遣的首批13位官派留学生抵达日本。桑兵评论指出，这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逆转，也体现着中国人学习西方将因此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一文梳理史料，考证了史学界就首批留日学生问题的部分定论。文中考证指出，中国官方和民间在此后加派留学生，既是甲午战争后，德国和沙俄加紧侵吞中国领土带来局势紧张的形势所迫，也是日本方面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缓解甲午战后敌对关系的结果，希望在中国的新政改革中确立日本标准。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回溯了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的活动努力，这是近代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尽管当时的中日联合合作，并不存在坚实基础，维新派希望通过亚细亚协会的渠道获得日本官方对中国变法的更有力支持的愿望，流于空谈；但公允而言，这期间，中国维新（变法）团体和革命派团体获得了日本方面部分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团体及个人的积极支持，组织化程度大幅提升，为后来十多年里的反清起义创造了组织条件。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文中首先深入回顾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留学及社会人士赴日游学，以及日本来华教习、顾问游历中国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深入探讨了清末民初“东学”对中国学术、文化、政治的深刻影响。桑兵指出，自日本引进的新式学堂和课程体系，为民国时期涌现出相应的学科专才奠定了基础，“使中国迅速进入‘科学’时代”，推动科举被废除；但另一方面，“原有的知识系统则逐渐被分解重构”，中国社会原有的伦理政治体系（维系社会发展秩序的关键）解体之后，又没有适当的替代，“造成百年来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紊乱和空置”。
　　
　　这本书中，《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解析了清末和民国时期，日本在华创办的报纸等大众媒体的发展情况，日资媒体既起到了传递各类讯息的作用，冲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思想控制，但也始终致力于宣扬亲日媚日言论。《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介绍指出，“二十一条”提出后，中国“知日派”政治精英积极争取日方政治支持，并因此加深对日本侵略意图的了解，从而加速了这个派别的内在分化。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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