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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店、宠物医院等宠物服务机构，定价通常不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办这类服务机构的启动成本和运营成本高昂，大中城市的租房成本近年来不断攀升，如果不能维持较高定价，将难以维持成本。另一大原因在于，服务宠物不同于向人提供医疗服务，需要履行的注册审批程序较为简化，经营者也将可以根据实际请客灵活定价，在需求较为集中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以高定价获取高收益。
在面向人的医疗服务领域，情况就大为不同。医疗服务被普遍认为带有很强的公共服务性质，为了确保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供给价格，给予了严格管制。《人民日报》评论中列举的北京三甲医院的几项价格，很显然是从很久以前就延续下来的。除了价格，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其他方面也设置了不同程度的管制。
管制的目的，是为了供给平价公共服务，这跟纯粹市场化的其他服务和产品不同，也不宜拿来对比。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管制的需要，医疗服务被始终界定为公共服务，但其运转方式和成本分摊却部分与市场模式接轨。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2014年12月26日在参加一次公开活动时曾表示，财政只负担公立医院的基础设施和大型设备投入，医院只能通过创收来发工资，这成为看病贵、引发医患矛盾的重要来源。哪有这样的公共服务呢？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水电气等基本民生公共产品，政府投入设备、设施采购的经费之外，均根据运营需要发放补贴，否则很难想象时至今日，国内多数城市可以维系收费极低的公共交通票价。
高水平公共服务，要由高水平的服务人员、硬件和软件服务构成，这本与平价模式不矛盾，前提是高水平背后的高成本应当由界定公共服务性质的有关方面承担。这就是说，如果延续医疗（主要）作为公共服务的定位，保持价格等方面的管制，医院的人力成本及设备更新、技术和产品创新（新药、设备创新、医疗技法创新）等的成本，都能由政府承担。
当然，由政府（财政）将医疗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包”下来，这样一种“欧洲式”福利概念，已经被证明是造成许多欧洲国家严重债务负担的源头。
那么，能否干脆扭转医疗服务的性质，在确保医保覆盖的同时，像《人民日报》评论所说的那样，逐步放开医疗价格管制，让医疗价格科学合理，做到尊重医生劳动呢？
在美国等其他一些非欧洲的西方国家，医疗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基本上不存在医疗服务价格偏低、阻碍人才流入的问题，“医生的技术价值得到合理回报”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但问题是，美国也成为了全球医疗支出成本最高（2008年为2.2万亿美元，占GDP17%）的国家，并不存在所谓的“节约型医疗”，有46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高度市场化的医保机构和商业保险机构还利用大数据前瞻手段拒绝承接高风险、低缴费人群的订单。2007年5月，美国知名激进导演迈克尔·摩尔执导的《医疗内幕》公映，该部纪录片痛斥了该国相关的医保和医疗企业。
事实上，无论是欧洲式的接近于全福利的医疗服务、医保体系模式，还是美国式的市场化模式，近年来都暴露出了机制设计缺陷，中国的医疗服务、医保改革只能根据国情，积极参考国外不同模式的经验，也要清醒意识到不同政策均有其短板所在，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和修复。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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