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大学毕业的广东东莞高埗小伙汪旺，在8月9日晚上因为制止小偷偷手机而被捅死。这一幕，就发生在东莞最为繁华的闹市——南城鸿福路路口。目前，东莞南城警方已经调集了事发路口的监控，积极抓捕行凶者。公安机关正会同相关部门核实有关情况，积极为受害人申报见义勇为称号。（8月11日澎湃新闻网）

　　路见被盗，出手相助；制止盗窃，嫉恶如仇。汪旺的这种见义勇为奉献精神，就是我们身边生动的善行，值得我们颂扬和学习。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共同的需要，因为在善的环境里生活，可以得到更多的安全感、愉悦感、幸福感。社会的和谐与温暖，源自于善心善意、善行善举。因此，左丘明认为，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孔子呼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倡导善行，是古今中外贤士仁人的共识。有关部门积极为受害人汪旺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就是为了弘扬善行，倡导善举，也让英雄流血之后不再流泪。

　　然而，善恶不同道，并且“罪恶是不会作茧自缚的”（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既然“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那么扬善与惩恶也必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正如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不惩恶，也无以扬善；欲扬善，就必须惩恶。东莞南城警方调集事发路口监控，积极抓捕行凶者，就是为了惩恶。但这不是“惩恶”含意的全部。

　　事发当晚，汪旺完全可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位同事与其同行，而且被盗手机者更应当与汪旺合力擒拿盗窃者。不妨回放一下细节。汪旺发现前方两名小偷正在偷路人手机时，随即上前一手抓住小偷的手臂，大声质问：“为什么偷别人的手机。”小偷随即反驳：“这是我自己的手机”。其后，两人在路口争吵起来并发生推搡，小偷偷来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此后发生了什么呢？同事上前把两人拉开叫汪旺不要管了；小偷趁汪旺不备从身后捅了他一刀；同事送汪旺去医院时小偷和被偷手机的路人走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同事和被盗手机者，与汪旺一起来制服小偷并报警同时高喊捉贼（惩恶），情形会如何？至少三对二，汪旺未必会被刺死吧。恶行暴露，小偷本应抱头鼠窜慌不择路，却竟然猖狂到痛下毒手！为什么？

　　我认为，其中应有一个难以忽略的原因，那就是法律的惩罚程度，不足以形成对恶行的威慑。法律惩罚给恶行带来的成本，不足以抵消恶行带来的收益，由此导致恶行铤而走险，甚至肆无忌惮。同样因为如此，汪旺的同事觉得见义勇为的成本很高，譬如打伤施恶者可能要承担医药费和诉讼成本，万一制服中导致歹徒死亡，牢狱之灾悬在头顶。被盗手机者同样担忧。

　　因此，在赞扬汪旺见义勇为奉献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很难理直气壮地对其同事过分责备，甚至也难对被盗手机者的无动于衷、貌似麻木不仁以过多谴责。本来恶行应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如果要求不能把老鼠打伤打死否则要承担责任，那么想打老鼠的“大家”必然有所顾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要占据上风。所以在追问为什么时，法律要反思。

　　善积者昌，恶积者丧（晋·陈寿）；“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都不是必然的结果，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恶必须得到惩罚。不仅是法律对致人死命的恶给予严厉惩罚，而且是对所有的大恶小恶都必须给予足够抵消其可能收益的惩罚，给恶形成足够的威慑，更重要的是，恶行受害者与见义勇为相助者应享相关免责条款。

　　文/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