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几位师生联合发起2017年新年“一分钟行动”，号召大家在新年第一天（2017年1月1日），每个人做一件小事：或“陪站”一分钟、或“道歉”一分钟、或“拼图”一分钟，来体验或实践对路边乞讨儿童的生命尊严的尊重。（1月1日 澎湃新闻网）

　　复旦师生的新年陪乞童的“一分钟行动”，初衷是让乞讨儿童认识、体会到尊严，也希望参与者有意识地给予乞讨儿童以尊重，给予更多的关注。再通过舆论发酵，呼吁人们行动起来，进而引发社会群体的共鸣，更多地关爱那些乞讨儿童。

　　这初衷没错，但是其现实操作的可行性以及实际效果有待商榷。怎么说呢？ “一分钟行动”分三种形式，包括陪站一分钟、道歉一分钟和拼图一分钟。从可行性方面来讲，在参与者与乞讨儿童相处的这一分钟里，普遍性呼吁的现实很难让参与者都懂得与乞讨儿童相处的方式方法，再加上全靠活动驱使的相处有一定盲目性，最后孩子得到的到底是关注的尊重，还是无形的伤害，恐怕在现实中难以把控。这样一来，契合初衷的可行性就堪忧了，如此活动形式岂不成了一些人单方面的主观臆想？

　　至于实际的效果，真的能让乞讨儿童认识、体会到尊严吗？恐怕不见得如此。具体而言，一个个体对尊严的认识和体会，虽说可能出现通过他人一个举动、做一件事情就能得到触动，进而有所认识和体会，但那毕竟是极少数情况。而对于心智还不健全的儿童来说，又如何去顿悟这活动的意义？

　　他们更在意的是物质馈赠，恐怕理解不了这精神馈赠，所以，得到触动的可能性更是小之又小。要知道，大多数个体还是要通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和感触，与他人的长期接触，才能认识和体会到尊严的可贵，这是客观规律。这就给活动在乞讨儿童上产生的效果泼了冷水。那这所谓的尊重，只是在参与者的脑海里存在罢了。

　　而参与者方面，能让参与者体验对乞讨儿童的尊重吗？即使有临时性的触动感受，可活动中并无非常有代入感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感受很可能只是单方面的矫情，结果只会不了了之。具体来看，面对陪站、道歉和拼图的形式，乞讨儿童的反应更多的是茫然与无措，因为这些行为不是他们内心所期待的东西，参与者的形式举动，无法将其代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其也就很难与乞讨儿童寻求到共鸣。参与者感受不到这些儿童的欣喜和尊重，没有触动心扉的交流，其自身也很难触发真正和长久的感动。

　　既然，直接效果的观感都有这么多存疑的地方，更别说想间接传达的社会共鸣效果。这样看来，双向的尊重以及社会的共鸣，可能只不过是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实际效果堪忧。

　　也就是说，基于操作可行性和实际效果具体考量后的“一分钟行动”，虽然初衷很好，但是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在实际过程中演变成某个小群体的自嗨行为。进而更像是一场“仪式的狂欢”，就只有自我道德上的满足，现实意义比较有限。即使这样的活动能够获得社会群体对乞讨儿童的关注，那也只是暂时的关注，因为活动本身就没有长远的打算和持久的生命力，自然也就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

　　因而，与其搞“仪式上温暖”的公益活动，进而演变成自嗨，不如实实在在地传递更多现实的温暖。比如，做更接地气的公益活动，请乞讨儿童吃顿热饭，洗个热水澡，送本书，帮他们找亲人，为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积极献策等。这样的活动更能引发社会共鸣，让更多人来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善心狂欢”，而不是止于仪式。

　　文/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