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有关青年的话题在当代中国从来不只是青年问题，作为一个概念的“青年”也不只是年龄意义上的界定，它与“老年”“中年”不同，青年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现代意识的和政治意识的概念。

　　青年意义的凸显首先依赖于变动剧烈的近代社会的降临，在古代中国，青年只是中年的前期阶段，谈不上什么特殊，反而社会的“慕老”之风更甚于对青年的重视。20世纪以来，青年成了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并被赋予了更对宏大而热烈的意象。

　　自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后，在知识界，青年话语就和民族国家话语绑定在一起，它象征着未来与希望，而这恰恰是一种现代性意识。在现代性的观念里，启蒙与自由的政治内涵，以及进步的、持续的、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念被视为主流，不论是一个人的青春岁月，还是作为一个群体的青年，都与之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对塑造新人提出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被提倡、弘扬的路线和思想都与过去的文化观念彻底撕裂，可以说，现代中国的青年是以一个决然的、自信的同时带有狂热情态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

　　经过知识界和政界的相互作用，青年群体在短短三十年里，从“老大中国”里脱离出来，成了新时代的号手。在当代中国，“青年”在建国后被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上，作为政治接续序列上的第一顺位群体，年轻人的生活、思想和言论被赋予了更多政治色彩。这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的精神的延续，但也在那27年里夹在了更多本土性的、民族性的以及带有明显个人风格的特点。

　　贯穿整个80年代，“青年”始终是被主流话语权所争夺的对象，政治上的改革派/保守派与知识界的新启蒙派别/保守派也在试图介入这场争夺。在文化界的“伤痕”时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早期伤痕小说中，大量出现了以青年姿态/身份来重述/反思“文革”的叙事。譬如，作为一部风格鲜明的“伤痕”写作，刘心武在《班主任》中提出的“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正是那一代人的集体心声。

　　但是，“青年”内涵本身是复杂的，青年群体也是不能用一个统一概念来囊括的，尽管其被历史叙事者捏合成一个能内部自洽的概念。青年群体的热情、纯粹与理想化能在短期内动员更多力量、实现预订的目标，但因其容易走向激进、狂热而丧失理性，犯下幼稚病带来的后果。也正因为青年的这个内在矛盾，青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时代的冲锋者，也容易被各种话语的力量所利用、裹挟。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让人有了许多反思，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一员，理性理解、踏实实践，才是回应时代之问的合理之道。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