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武汉市洪山检察院建立健全大学生犯罪不捕、不诉风险评估机制，根据犯罪性质、情节、悔过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估，决定是否作不予批准逮捕、酌定不起诉处理。由4名检察官组成的“秦雨工作室”，5年来共依法决定不批捕68人，不起诉26人，建立帮教小组94个，全部重返校园，其中5人考上研究生，12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其余人员也完成学业。（7月2日《武汉晚报》）

　　民间的比喻，警方做饭，检方端饭，法院吃饭，这样的一条龙比较常见，绝大多数案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来说，也确乎如此，罪有应得，有啥可说可质疑的？然而，司法实践中，法律应该是始终有温度的，残酷但也有情。比如这个“秦雨工作室”，针对大学生不捕不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产生了良好的法治效果。

　　有个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阿典，偷了同学的电脑被移送洪山检察院起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检察官秦雨正准备在审结报告上签批时，却接到了阿典导师的电话：阿典父亲已到癌症晚期，家人不忍心让老人死不瞑目。年近七旬的教授愿意出面担保，请求检察机关让阿典父子见最后一面。在老教授的恳求下，洪山检察院同意取保候审。为了解阿典的家庭情况和犯罪原因，秦雨和同事跟随阿典踏上了归途。28小时的火车换汽车再爬山，终于到了阿典的家。原来，阿典是小山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体弱多病，母亲有轻微智障。为了给他筹集学费，懂事的弟妹主动辍学，和父亲一道外出打工。父亲积劳成疾后，阿典借遍了老师、同学和亲友，但面对高额的医疗费，仍只是杯水车薪。情急之下，他偷走了室友的笔记本电脑变卖，被告发。面对阿典脸色蜡黄的父亲、骨瘦如柴的母亲、衣衫褴褛的弟妹，秦雨和同事表示，自己是阿典在检察院实习的老师，和阿典一道来探望。第二天一早，秦雨和同事留下身上所有的钱，匆匆赶回单位。一方面以犯罪情节轻微建议本院作不起诉处理；另一方面，与导师共同制订帮教方案，还建议学校给予援助。

　　如今，大学毕业后的阿典当上了一名律师。为了感激检察官曾经对他的帮助，他选择致力于失足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决心将检察官的关爱和法律的温情传递下去。

　　相比之下，在天津大妈气枪案、内蒙农民贩卖玉米案、河南卢氏三株野草案、深圳贩卖鹦鹉案、河北赵县烟花案等中，我们看到了当地检方“认真负责、无比敬业”的态度和精神，其结果是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舆情。大妈摆气球摊，没有危害社会，没有恶劣影响；农民贩卖玉米，提供服务，也没有危害社会，没有恶劣影响；在自己的田间地头采摘三株兰草，有什么社会危害、什么恶劣影响？深圳小伙把自己孵化的鹦鹉卖给他人，也没有危害社会，没有恶劣影响；非遗传承继承人为了燃放烟花，制造火药，危害社会了吗？有恶劣影响吗……

　　罪与非罪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是否严重危害社会和产生恶劣影响。这种常识应当得到普及。对于司法工作者，这种认知在他们取得司法资格的时候，就应该牢牢刻印在心里。

　　写到这里，笔者建议，洪山检察院有了“秦雨工作室”，固然值得点赞，但是，可否再成立类似性质的“工作室”，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不要动辄把那些没有社会危害和恶劣影响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增加司法成本，降低司法公信？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刑事审判工作贯彻法治原则不能动摇，但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天底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检察官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是不是也该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呢？对于那些并无社会危害、也没有造成恶劣影响的刑事案件，为何非要公诉呢？期望有关方面能从“秦雨工作室”得到一些启示，别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文/朱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