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该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一律禁止使用公款赠送任何酒类，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午间一律不许饮酒。重大外事活动和招商引资活动，确需提供酒类和饮酒的，须按一事一购买、一事一审批的原则，由承办单位报请审批，并同时报同级纪委备案。（8月22日《经济日报》）

　　这些年，很多地方都陆续推出了公务“禁酒令”。梳理各地的“禁酒令”，不难看出，“禁酒令”在不断地升级之中。这无疑是好现象，可是“禁酒令”升级了，并不意味着公务禁酒就能立竿见影，成效显著。如果在监管环节“掉链子”，“禁酒令”恐怕也会沦为“纸老虎”。

　　2016年6月，中央巡视组向安徽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中，专门提到“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同年8月，安徽酒桌问题专项整治通报显示，查处“酒桌办公”典型问题20起，处理67人。类似的通报还有不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务禁酒令还远没有起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监管缺位弊病。因此，公务“禁酒令”要长出“利牙”，还亟需“监管加码”，否则成效堪忧。具体而言，可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监督制度，压缩公务饮酒空间。翻看这次贵州出台的《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一律禁止使用公款赠送任何酒类，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午间一律不许饮酒”等表述，都足以彰显规定的“严”与“细”。不过规定还是开了一个口子，“重大外事活动和招商引资活动”。如果需要用酒的，报纪委审批即可。外事接待用酒或许还有出于礼节的考虑，但是招商引资为何非要以酒相待呢？新型的政商关系，难道就不能不和酒打交道吗？换言之，从制度上压缩公务饮酒空间，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其次，抓住关键少数，约束领导手中权力。践行“禁酒令”，领导干部就是“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权力，在他律的同时也要做好权力自律，尤其在签批公务接待报销的时候，要严格把关，不能对违规的公务酒水接待“睁一只眼闭一只”，必须严格落实好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另外，领导干部要带头实践“禁酒令”，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形成良好的示范。

　　最后，控制经费预算，阳光透明接受监督。在财政预算时，对酒水的接待费用，要严格核算，控制酒水在公务接待中的比重，对于比重偏高的，应硬性给定下降指标，从源头上缩减公务接待的酒水开支。与此同时，机关单位对于公务酒水的开支情况，必须及时对外阳光公开，每一笔账目都要可查可追溯，主动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

　　文/沈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