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下肯定没有多少国人不知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大名，但一定有不少国人不知道陈文龙为何许人也；虽然陈文龙大名谈不上如雷贯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贤臣名将的公认历史地位和操守气节的流芳百世。

　　作为贤臣，陈文龙可谓实至名归。在官方，陈于宋度宗咸淳四年中状元，因才华横溢出类拔萃，深受朝廷器重，出任过多个重要职位，位位颇有成就。然而，陈可算生不逢时，“学而优则仕”之时，恰逢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危难之际。任宣义郎镇东军节度判官驻节越州期间，对趋炎附势行贿受贿等官场痼疾深恶痛绝，雷厉风行革除政弊，嫉恶如仇秉公执法，因心系民瘼政声卓著而“人皆惮之”。得到上司镇东军元帅刘良贵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贾似道自理宗始当权，至度宗时权倾朝野。“文章魁天下”的陈文龙，数年内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历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直拜为监察御史，均得力贾提携。然道不同不相为谋，陈生来正直耿介一身正气，对贾弄权循私祸国殃民恶行毫不避讳喝阻痛击。浙西转运使洪起畏在贾授意下，上奏请求推行理宗时未施行“公田法”，致使浙西一带“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引发草野民怨沸腾。陈义无反顾上疏陈述得失据理力争，强烈要求严惩洪起畏，方平息这场人为“地震”。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快，“朝绅学校相庆”，赞陈“乃朝阳之鸣凤也”。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因感佩陈事迹，封其为前朝忠臣“福州城隍主神”。清乾隆四十六年，皇帝加封陈为镇海王。在民间，福州人奉陈为“尚书公”，当地百姓广为祭祀，仅在台湾和马祖，保存完好的陈庙就有16座之多。此习俗滥觞流传数百年，以至陈成为百姓顶礼膜拜的“保护神”。历代史传、诗文、戏曲等都对陈褒扬有加，使其英名得以流芳百世烛照后昆。

　　作为抗元名将，陈文龙亦堪称名副其实。在东南沿海地区，陈文龙被誉为“地境神灵”，与“海上保护神”妈祖齐名。民间素有“杭州有岳飞，福州出文龙”说法，二人虽说隔代久远，且一个力抗金兵，一个勇斗元军，然殊途同归皆为国杀身成仁浩气长存。景炎元年，益王称帝福州，陈再次出任参知政事，甫上任就轻而易举平定漳浦兴化叛乱。随元军占领广州，泉州福州守将纷纷投降，招降使者两度至兴化向陈劝降，均被他焚书斩杀。最终由于部下降敌，陈与家人才被元军抓获。面对凌辱其指腹道：“此节义文章，可相逼邪！”押送杭州途中他开始绝食，经杭州谒拜岳庙在岳飞墓前自杀殉国，葬于西湖智果寺旁。作为唯一一位死后封神的南宋名将，陈的英勇抗敌壮举在当地广为流传，后人将他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将”。

　　官场病入膏肓，纵使贤臣也无回天灵方。陈文龙入仕之初，便是个纯粹文官，且初心不改至死不渝。陈乃宋度宗年间状元，名副其实高端人才。其时奸佞宰相贾似道对他赏识有加，整天嬉皮笑脸企图将他拉拢同化。“识时务者为俊杰”乃国人公奉圭臬，然陈偏偏“不识时务”且“书生气十足”，他对奸人得志忠良受害的官场沉疴深恶痛疾，对“恩人”贾似道斑斑劣迹极为不齿，甚至压根儿不把这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上司放在眼里，以至一次次直谏犯上。陈文龙一个人在战斗，与其说他是在与贾似道单挑，毋宁谓之与官场潜规则过招。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陈桀敖不驯狂放不羁、不与官场腐习同流合污的“叛逆”个性，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结局。想想，大宋官场积弊病入膏肓至此，就算贤臣陈文龙不死，又能奈它几何？又有何回天之力？

　　朝廷大厦将倾，哪怕名将也独木难支。正当南宋没落政权“窝里斗”正酣犹热时，蒙古人结束皇位之争，乍才登基的忽必烈迅速大举南侵。贾似道任命范文虎、赵潜、黄石五等人领兵御敌，此举遭到陈文龙极力反对，他直指彼辈全是庸才！悲哀的是，陈的忠谏非但未被朝廷待见采纳，反罹遭报复被贾贬职罢官。战局结果比陈预言更坏：范文虎投降元军、赵潜未战先退、贾十三万大军兵败芜湖，几乎把命悬一线的南宋家底悉数败光。不见棺材不落泪，朝廷惶惶不可终日，这才吃屎回味重新启用陈。只可叹，南宋气数已尽“急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手中最后这盘棋原本就岌岌可危全无胜算。公元1277年，元军一路攻至广东，随着广州失守，泉州福州相继投降，南宋大陆政权垮台崩塌，皇上携一众家眷逃往海上，做他“建立海上行朝”白日梦去了。陈死守兴化，毅然祭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大旗，虽决意与元军抗争到底，然而明眼人都有数，如是败局已定的反抗了无意义，结局在意料之中。无论如何，陈文龙作为出身“世代簪缨”之家的贤臣名将，在那个动荡腐败的年代洁身自爱不移操守，却因忤逆权贵而不容于官场，这是他个人之不幸，更是南宋朝廷的宿命。

　　胡适在《道德和规则》中写道：“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则洞悉：“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横断缩影，陈文龙所在时代不可避免延续了“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显规则”被“潜规则”强奸取代的制度惯性。纵观封建历史，像陈文龙这样的贤臣名将并非孤例，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为什么他们安邦定国的壮志梦想最终都沦为泡影？胡适和吴思两位先生给出了会诊结论。

　　历代封建王朝必然灭亡乃历史演进规律，南宋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妨设想一下，其实没有王莽代汉，汉朝活不了400年，没有金灭北宋，宋很可能殁于内部，元朝兴起恰值宋金夏病入高危，而并非说元朝有多凶猛。封建制度必然灭亡，归因制度腐朽不可救药，乃历史规律作用必然宿命，实在不是陈文龙们这些贤臣名将可以左右和改变得了的。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公民，我们今天纪念贤臣名将陈文龙，固然应思齐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涵养他特立独行嫉恶如仇的操守人品，恐怕更应从中得到“治国安邦需贤臣名将护佑、更需先进制度保障”的真理昭示，从而做一个崇尚敬畏自由民主法治，践行捍卫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公民。因为唯此，才能防止和预后历史悲剧重演，才是对陈文龙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文/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