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文件明确，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4月10日 中国政府网）

近日，发改委出台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其中有关“户籍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普遍给予较高评价。几天过去了，当舆论有所降温时，笔者倒想展开几点相关的“冷”思考。

毫无疑问，“放松落户限制”是对我国现行户籍政策的重大突破，它将拓宽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范围，降低因行政区划限制导致的制度性成本，对于未来我国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和打造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不少有识之士与主流媒体都对“放松落户限制”采取了正面的评价，笔者也赞同这些观点。

然而，“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在为“放松落户限制”政策“点赞”的同时，也应预想到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并为之准备。

“放松落户限制”的同时要密切注意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瑕疵，在地域层面表现为部分大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许多三四五线的中小城市。客观上，大城市丰富的人文气息、较好的市场机制等优势对于包括人才在内的许多市场要素具有强大吸引力。政府一面加快建设中小城市，另一面也试图用诸如户口等行政措施减缓人口流入大城市的速度。随着户口制度改革，人口涌入大城市并定居的行政门槛在降低，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如果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不能得到发展，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会随着人口流入而不断增加，可能会造成农村地区、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萎缩与产业“空心化”。

户籍改革将对“人口净输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户籍的限制取消，部分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居民会基于生活质量或职业规划的考虑，选择进入大城市。这些净流入的人口为大城市增加了城市活力、消费能力，但也对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一定压力。为了适应增加人口，大城市需要有前瞻性的基建规划，建设满足新增人口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需求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大城市原有的水、电、气等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能力也要及时跟上。

户籍改革将倒逼我国政府加快增强适应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能力。人口和其他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使习惯了“静态治理”的地方政府很难用旧有的思维和方式治理社会。社会综合治理必须要适应人口自由流动的客观需求，如何在赋予人口流动自由的同时确保良好的治安状况，如何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同时实现纳税、公积金、养老保险等事项不脱节，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不仅要有开放的思维，还要善于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融合社会治理中，进一步帮助人口自由流动的目标“减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放开户口限制是我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简政放权的尝试与见证，真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出“放松户口限制”可能带来的部分衍生问题，绝不是否定户籍改革的初衷，更不是要阻止户籍改革，而是希望通过减轻户籍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帮助我国更快的达成户籍改革的目标。

文/王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