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对赵树理这个名字不陌生，但真正对其创作熟悉者，恐怕并没有这么多。1906年，赵树理出生。可能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出身贫寒的自己会在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中一跃而成“十七年文学”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43年，已经37岁的赵树理依然默默无闻。但就在这一年，他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写出了《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一经出版，就在解放区引起了巨大影响，也让这个原本名不经见转的民间写作者名声大噪。

《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情节极其简单，但在当时吗，却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其主题很简单，讲的是农村青年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书中的小二黑和小芹是农村年轻的进步形象，而与之相对的，是干涉他们恋爱自由的老派观念的代表人物二诸葛、三仙姑。想必，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小二黑式的人物比比皆是，但他们没有话语权，要么被污名化为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要么被陈腐的观念创伤，本来可以开花结果的爱情也被扼杀。

除了民间价值观念的认同，官方话语的认同也让赵树理成为主流话语范畴内的作家，进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经典序列。《小二黑结婚》的创作与传播过程，恰好与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相契合。简言之，赵树理式的创作，在当时是官方树立的一个标杆。

为什么《小二黑结婚》在当时会有这么大的魅力？我们可以从其他类似的名声大噪的作品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大名鼎鼎的《白毛女》，既是宣传“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政治式小说，同时也是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大春与喜儿的爱情悲喜剧，与政治上的拯救与惩戒行动环环相扣。《林海雪原》既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叙事，又是民间传奇式的叙事，并夹杂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让其可读性超越一般的革命题材小说。

《小二黑结婚》同样如此。它紧紧抓住青年婚恋这个敏感题材，让大量真实生动的叙事跃然纸上，尤其是小说文本的语言，非常“接地气”，如今看来也是十分生动、妙趣横生。比如，其开篇便写道：“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这样的表达，非常符合民间故事的套路，让读者阅读时，可以直接进入作者渲染的氛围、塑造的人物与情节，而不需要太复杂的思考。而在当时文盲数量极大的农村地区，赵树理的小说可以用来“讲”和“听”，即便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接受其作品，这是那些秉持文人气质的作家无法征服的一块读者群。

事实上，官方也意识到了赵树理的这个巨大优势，并不停地宣传其创作的高度价值，一时间赵树理的名字在解放区广为传播。在这样的鼓励下，其创作进入了一个巅峰阶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固定风格。

赵树理在创作《小二黑结婚》后，同年创作了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这本小说延续了赵树理立足民间、批判现实的风格，却更具趣味性，人物塑造的完成度更高，故事情节也更饱满，叙事更复杂。《李有才板话》讲的是李有才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在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阎家山，地主阎恒元霸道一方，作恶多端，引起了村民的厌恶。李有才带领民众与地主恶霸作斗争并大获全胜。这类“惩恶扬善”式的写法，在革命文学与解放区农村文学里十分普遍，“仇恨—报仇”式的叙事非常受人欢迎。因为文学本身也扮演精神鼓舞与幻想的角色，即便在现实中依然受到恶势力的欺压，但读者也能通过这类小说获得精神快慰。

不过，《李有才板话》独特风格也很明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快板的形式来讲故事。说快板，是赵树理熟悉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在小说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比如，小说里讲到，李有才给地主阎恒元编了段快板：“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不如弄块版，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有这样生动的内容，还需要用冗长的文字来刻画其人物形象吗？显然是不需要的，赵树理的语言就是这么“接地气”，十分符合当时农民读者的喜好。毕竟，在现实生活里，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有原型，哪个村子没有小二黑？那个农民不喜欢李有才？因为《李有才板话》抓住了农民的关注点，契合其价值观念，赵树理的名字又火了。

在此之后，赵树理连续创作了《地板》《李家庄的变迁》《两个世界》《邪不压正》等经典作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人物，进入北京工作，任职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还创立了《说说唱唱》杂志，继续宣扬质朴真实的文学观念，提倡读者多关心民间通俗文艺。

与当时大量革命题材、农村题材的创作者一样，赵树理也被纳入了官方的主流叙事中，而他也开始书写新中国成立后民间的新生活，以及面临的新问题。从文学史的维度上看，这一阶段的赵树理，继续成为文学场域里的宠儿，成为被经典化的作家之一。

1952年，赵树理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三里湾》问世。这部小说的名气可能不如《小二黑结婚》，但因其内涵之丰富复杂，却成为后来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文本。《三里湾》讲的是农业合作化的故事，围绕三里湾农业合作社在秋收、扩社、整党、开渠里的故事展开，塑造了范登高、马多寿、“糊涂涂”“能不够”等经典人物。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不同村民有不同看法，“走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以及“中间道路”之间争论不休，可谓是对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真实复刻。

但是，《三里湾》的复杂性却在于，它不同于同期的《创业史》《红旗谱》等作品，并非一味地回应“时代主题”，虽然其指向仍是革命式的目标，载体却是民间风俗式的话语。《三里湾》带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内涵，比如，其中的扩社、开渠等内容，显然是符合革命叙事的传统，但很多日常甚至琐碎的书写，却是地道的民间叙事，各种农村的俚语、段子在文本里比比皆是，这是带有一定知识分子情结的《创业史》式的作品无法具备的特征。

简言之，《三里湾》的民间性非常强烈，赵树理虽然已经有了公职，却丝毫不认为自己是个文学领袖，而是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农民，就像创作《小二黑结婚》之前一样，生活的残酷现实、颠沛流离的苦难命运，时刻还在锤击着他，警醒着他。当很多革命作家纷纷“转型”，陆续从书写民间俗事转向讴歌政治现实时，赵树理依然坚持着那一套看似“老土”的文学观念。

但赵树理的魅力却随着时间变迁而凝固下来，其历史意义不断地被重估，却又不断地被衍生出新的价值。对今天的创作者与研究者而言，比赵树理写得更“好看”、文笔更“漂亮”、作品更“时髦”，可能并不困难，但要像赵树理那样，来自民间、立足民间、书写民间、最终回到民间，却是很难做到的。赵树理绝不是那种端着鸡尾酒、品着咖啡、听着流行音乐时可以阅读的作家，他笔下的那些苦与乐，悲与欢，其实都是民间现实的文学再现，如果不能用最真实的视角、最现实的笔法与最诚实的心灵去面对我们这个社会，就很难说继承了赵树理的文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树理及其作品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虚妄浮躁的文学场域里，显得更有真实的魅力，更具历史的睿智。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