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级组织的新一轮大规模的综治民调开始了，像这种民意测评，各地都非常重视。“从维护××形象出发，请您以热情的态度、文明的语言、包容的心态积极配合”，随便在网上一搜，诸如此类的温馨提示，不一而足。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接到此类电话，普通老百姓结合实际，只要客观真实评价本地的实际情况即可，有时不评价也代表着一种态度，有必要多此一举来一个这样的苦口婆心，心里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把各个县区凑一块排名，如果限定最低分值要件，比如得分在90分以上的，都定为为优秀等次类，也用不着争个头破血流了，但事实上并非这样。按常识来讲，要排名就总有个倒数一二三名，如果仅按得分排名先后，对末位实行问责，相信是谁都坐不住，这事关一个地方的形象和主政者的脸面，也事关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但对此类排名问责的科学合理性，是否有人置疑，是否又过于简单粗暴？

当下，评价一项工作优劣，采用绩效考核方式最为常见可行。早几年，绩效考核就已不再采用打印象分方式评价下级工作。从某一方面说，综治民调其实质上仍算是主观评分，不综合扫黑除恶、集打斗争、治安防控等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单方面就对县区进行评价，进而实行问责，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自然难以服众。

如果对此捋一捋，就会发现其局限性其实很大。表现有二：其一，对一个几千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县域范围，样本框规模要多大？需选取电话样本5000个、10000个还是50000个、100000个，抑或是更多？人为干预性因素有多大？最终是否符合统计学取样标准？如果真要客观全面评价工作，为什么不采用已经很成熟的绩效考核模式，采用更全面的指标体系？或者直接从三大电信服务商名册中，实名选取号码也不是难事，岂不是更全面？

再者，民调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随机性和偶然性，难免会出现不公正、不公允的情况，仅采用电话回访结果就对县区进行问责，太过于主观化、武断化。如果导向有问题，大家自然就会选择走捷径，民调前去给大家打个心照不宣的“招呼”，做一做正确的思想工作，基本上已不算稀奇，就像上面说的，总归是要维护好本地形象的，都用这种“巧干”的招式，最后白白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于解决呼声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工作落细落实并无实际意义。

最后，再来说问责。早前，上边就下发了《关于统筹规范责任状及“一票否决”事项的通知》，要求规范责任状审批，大幅精简数量。除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的以外，省直部门一律不得再对下签订责任状，一律不得擅自设立“一票否决”事项，市县两级同步开展清理。很显然，民调中的结果运用不可避免地会体现“任性”，但不这样谁会重视？这就是此举的“合理”性，这与新增“一票否决”事项实质上何异？故在合规性上值得商榷。

社会治安综合评价是一项极为繁杂的系统工程，可创新多种评价方式，也可容忍试错，考核方式更要科学合理。总归来说，民调分值只是对综治工作存在有哪些问题、问题严重程度的一个参考，仅仅是参考而已。要追问地是，其结果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意愿？怎样杜绝那种“巧干”招式的干扰？如果对民调结果只论分数排名、不科学区分类别，不考虑地域环境的复杂性，不结合工作实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会一条道走到黑，最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极易演化成形式主义的新变种。从网上铺天盖地的报道看，某些地方为了一个好的得分，舍本逐末，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来做“民调工作”的现象还少吗？

让人民群众参与对政法机关工作进行评价的初衷没有错，民调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收集老百姓真实的意见建议，为后续推动问题整改，提升综治水平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对民意测评结果运用绝不能“任性”，不能对一个地区只唯所谓的得分低、排位末，不顾客观存在的地域复杂性等因素，就拿起这个棒子一下打死一群干事的人，这对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和对外形象影响很大，伤害极深，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