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29日，教育部就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举行发布会。教育部要求，严格落实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提高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对学校食堂进行可视化监督。严肃查处不履行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措施、引发食品安全事件或食物中毒等事件的学校和单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10月29日 人民网）

近年来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而大家提到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陪餐制”。其实，早在2012年，教育部等15个部门就印发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规定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供餐模式应逐步以学校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为确保食品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在今年的3月，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共同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再一次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不可否认，陪餐制的出现的确为校园食品安全增加了一道屏障，但是陪餐制仅能解一时燃眉之急，关键问题的解决仍在于相关法律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陪餐制从某种角度讲，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并没有实质法律法规，更没有具体的监管落实条例。但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理安慰的是，将校长或者相关陪餐人员的健康与学生绑定在一起，会寄希望于“你可能不会在意学生的健康，但是总不能连自己的生命健康都不顾”来形成一种威慑力，从而迫使学校加强食品监管。看似顺理成章，但其实这个逻辑经不起推敲。且不说每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即使增加陪餐人员，谁能保证校领导跟学生们吃的饭菜完全一样？一个学校不可能是一口锅做饭一个盘盛菜，难道还能让领导每个锅都吃点每个汤都喝点？再者，谁来监督校长监督校领导？陪餐制最终的落实是否会流于形式主义？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所以陪餐制绝非解决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之策。

陪餐制是在努力塑造一种风险共担的机制，试图通过利益捆绑来对学校施加压力，很多人都赞叹这一制度的精明之处，也总会提到两个经典案例：二战时期，美军的巴顿将军接到一份伤亡报告，报告中称美军伞兵伤亡人数中，一半是因为降落伞的质量问题导致非战斗减员，于是巴顿将军找到降落伞厂商，宣布以后在验收其降落伞时会随机挑选公司人员进行试跳，从此该公司降落伞合格率达到近乎百分之百；90年代，山西煤矿矿难频发，后来就有人提议矿长必须跟矿工一起下井，逼其在安全上加大成本投入。这两个案例的确经典，但是放在这里与陪餐制类比并不恰当，因为陪餐制的利益捆绑对象不该是校长或校领导。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降落伞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军队伤亡人数，而矿井的安全问题也直接关系着煤老板的既得利益，并且陪矿工下井的都是技术上的专家，是直接管钱管事的领导，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但是反观陪餐制，校长是食堂技术专家吗？是管理食堂的钱权者吗？是食堂利益既得者吗？是食堂出事故之后第一责任人吗？很明显并不是。学校食堂多数是外包给承包商，即使是学校自主经营，也是有独立部门去负责，校长或校领导不可能事事兼得。就算他们严格落实陪餐制，也发现了诸多问题，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及时解决，例如注水肉、添加剂、以次充好等问题，不是看到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仅凭校长一人之力去解决是不现实的。

学校食品安全屡出事故，单靠陪餐制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顶风作案的违法者。要想有一个安全放心的校园食品环境，不能光靠学校负责人的责任和良心，也不能靠捆绑校领导的陪餐制度，而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和惩戒制度，依照法律法规去管理承包商、供货商，去管理食堂经营者，让学校食堂运作流程透明化，让违法者承担不起犯罪成本，让其不再敢挑衅法律权威，不再敢视学生健康为儿戏。

文/张呈雪（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