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开发的“强制报告APP”上线试运行。据悉，这是最高检、团中央等九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来，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由相关报道得知，“强制报告App”是一个专门举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的智能平台，可从APP端、PC端、微信端3个端口登录，能同步上传照片或视频。不可否认，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证据收集和案件举报效率，这个思路并不坏。然而，通过制作专用APP实现，却未免“多余”。

首先，功能有重复。“报警”是我们遇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第一选择。且问，向APP重复提交证据的必要性在哪里?试想，区别报警平台，独立制作一款APP，必定耗费不少物力，长期运营也需要相当的人力管理，而该App受众范围往往局限于重庆市部分辖区。目前“强制报告APP”所展露的功能并不丰富，一般的110举报平台便可承担。效益不高与成本太大，就有浪费的可能。

其次，流程较冗余。倘若举报人一方面向110反映情况，另一面又用强制报告APP提交材料，试问会不会产生冲突？多部门参与协作固然能加强监管，但倘若机制制度不完善，多人监管易沦为多人不管。多方共同处理，需要耗费多一倍的行政资源。证据的采集和梳理应当统一渠道，分散采集不利于数据汇总。且站在举报人角度，过于复杂的操作也影响举报热情。

再次，安全有疑虑。其实《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第十四条也指出：“相关单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严禁通过互联网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传播。”在公众号、APP、电脑网页等多环境搜集证据，势必会遭受来自互联网多方面的安全威胁。保持“最小化原则”也是防范举报人及受害人信息泄露的一种思维。

用创新思维拓展防范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值得鼓励。但是创新方法当考虑成本和效益，做到功能和安全相统一，并不是平台越多越好。一个功能效益不高的信息化平台，既不被辖区群众认可，也不被工作人员支持，极易被“僵尸化”，沦为标榜一个单位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无用招牌。

说到底，与其制作一款多功能的举报平台，不如制作一个网上宣传平台。主功能即是向群众宣传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的政策法规，引导举报人正确、迅速、合理地收集有效证据；通过提供准确的举报渠道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举报人的举报麻烦，让群众少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