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宅在家里，网上看了越剧名家萧雅主演的《状元未了情》。御史唐柏龄被大太监汪直诬为“朝廷选美，藏女不报”而被赐死。这个场景让我沉思了很久。

“藏女不报”便遭杀头，这是个什么法？是“即兴之法”，灵机一动“言出法随”；若法可以这样去立，那么，天下每个人，即使静坐在家，也随时会落入“恢恢法网”之中；是专为天子服务的私法，即所谓的王法；是一条恶法，退一步讲，即使唐御史将女儿献上供朝廷选美，那执法的结果仍然是“万家哭，一人笑”。由此让我想到历史上的许多刑律，大都含有这样的恶。

商鞅为秦国制定了如下法律：每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套法规逼人告密和堕落，又令人人自危。这是一套视百姓为奴隶的法。

秦朝的刑法特别残酷，估计源于商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君书·赏型》）的立法思想。它分死刑、肉刑和徒刑三类，死刑有弃市、枭首、腰斩、车裂和磔刑，肉刑有黥、劓、刖、宫和笞。每一种刑罚都令人毛骨悚然。相比之下，黥刑对人体的伤害还较轻些。但是，在脸上涂墨刺字也很疼痛，更不堪的是，从此精神上要蒙受巨大和终生的羞辱。这是把人不当人看的法。

古代法律进步的速度，犹如蜗牛爬行，比如黥刑，到了宋朝仍在执行，《水浒传》中的杨志等人，脸上都刻着一个“囚”字。清朝稍有进步，不在脸上刺字，但是，仍有黥刑，所有犯者“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盗官（银、粮、物）’三字”，“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画各阔一分五厘，上不过肘，下不过腕”，主要还是为了羞辱罪犯。宣统二年，清廷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才将凌迟、枭首、戳尸、缘坐、刺字这些残酷野蛮的刑律废除，也将沿用近两千年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名废除，距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可见去除这些反文明、反人性的恶法，多么不容易。

古代法律对女性和特殊群体尤为“关照”。拶刑专为女性而设，戏剧《陈三两爬堂》《玉堂春》和《窦娥冤》里的三位女主角，都饱尝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还有针对女性的一种刑罚叫骑木驴，我参观南阳府衙时曾见过它的仿制品，此刑是对女性的极度摧残和污辱。封建社会重农轻商，经商者的地位很低，晋律就规定商人只能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以示与“上等人”的区别。诸如此类反文明和歧视人的法规，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古代一些有作为的君臣，都主张以法治国。唐太宗登基之初便有“批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当朝大法官戴胄也说过，“法者，所以国家布大信于天下”（《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汉初名臣张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诸葛亮治蜀赏罚严明，“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些思想和实践，都贯穿了一个共同内容：执法必严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治下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了呢？非也，而且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依之法，含有很多“朝廷选美，藏女不报”便要受惩之类的恶法，故愈是“执法必严”，人民便愈遭殃，就像秦朝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贾谊《过秦论·中篇》）。多么惨烈和可怕。

那么，什么才是法治社会呢？其实答案已“呼之欲出”，即法不能是上面那些法，而是充分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良法。法律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真善美的爱和对假恶丑的恨，继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那么，法治社会真的会像《敖包相会》里姑娘唱的那样，“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