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专栏作者彼得·海勒斯，也许我们更熟悉其中文名何伟，他曾在那本著名的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中写过：“我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当时，奔涌的打工潮掏空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为了找到他所“希望的地方”，何伟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而现在，别说从大洋彼岸过来的何伟了，即便是从村里出来的我，再回家乡时，也很难找到这样的景象。

年集上的人头攒动。图/张雨龙

我的家乡是江苏最北部的一个沿海小村，我常自称是山东人，因为从这到苏鲁边界，只有不到15分钟的车程。当然，后来我到省会读书，听说了南京地铁修到马鞍山的“徽京”故事后，就再也没开过这个玩笑。

大概在我刚出生时，这个村子还很原始，村民从事的职业无非三类：外出务工、出海捕鱼和种地。十几年的变化与发展，让这个村庄呈现出了另一种新气象。

这种气象在刚踏上返乡之路时就能感受到。之前每次放假，都要坐近六个小时的大巴。而去年年末，高铁通车后，复兴号让返乡不再是一件耗费精力、苦不堪言的事了。

返乡之后这种感受也就越强烈。村庄在慢慢向小镇过渡，标志之一是各种连锁店的进驻。连锁店的大规模出现，说明人们不仅在追求消费，而且看重品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见的最多的饼干不是奥利奥，而是各种蹭商标的山寨货，比如“奥利粤”。

物质消费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文化消费的空白也在不断被填补。村上有了第一家电影院，据说是场场爆满，供不应求，打消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前的忧虑。而在此之前，想要看场电影，先得坐上40分钟的公交。我拿不出数据来佐证经济的进步，但从这些侧切面或许能看到支撑着消费观改变的那些发展。

村长说，已经没有几户人家种地了。新建的工厂和新兴的服务业正需要着大量的劳动力，原来的产业结构被重新打散。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外卖小哥，镇政府旁边的电商大楼也拔地而起。

村里的新兴职业，外卖小哥。图/张雨龙

去年走之前，家里人告诉我，村西边的空地要开发成“公共场所”。当时脑子里就想到一个金光闪闪的铜球，周围缠绕着几条扭曲的带子。没办法，不是我刻板印象，是实在见了太多土味、抽象又难懂的公共“艺术品”。何伟把这解读为“当地政府意图唤起人们对繁荣昌盛的意象”。

不过好在，回家时那颗悬着的心落了一半。空地被建成一个广场，取名“乡贤广场”，以纪念全国第六届道德模范——方敬。这位原本可以在上海安享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拿出了200万积蓄，帮助了家乡260余名寒门学子步入高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的取名寓意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乡贤广场。图/张雨龙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可如果单靠电视上的宏大叙事，村里人是提不起兴趣的。真正能影响到他们的，是这些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赚的钱是不是更多了，能花钱的地方是不是更近了，去政府办事是不是更容易了，晚上散步是不是有新地方了……通过这些真实可感的新气象，人们才能去一点一点认识新闻里的小康是何物。

新气象是容易观察到的，人对变化的敏感总是大于对稳定的感知。这次回家，我也开始尝试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习惯于熟视无睹的旧风物。

出于疫情防控，国家倡导原地过年，但这一政策对家乡的人民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村里各类产业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人回乡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原本就可以在城市里立足下来的人。项飙说，中国人有强烈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所以会一心往城市、往大城市挤。而我在家乡感受到的，恰恰相反，是一种边缘心态。人们选择外出务工，并不是为了在城市中谋一席之地，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期待通过在外的努力改善在家的生活。

这种安于边缘的心态，无法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进行简单评价。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既有客观上的障碍，比如我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有安土重迁的传统的影响，还有主观的选择。

旧风物中还有一点未变的，是熟人社会。在这里，人情很多时候会超过商业规则。我经常会见到，卖东西的人追着买东西的人跑，要把钱还给对方，仅仅因为两人是亲戚或者是关系好的熟人。所以，到家里长辈的熟人那买东西，我还是会带着现金，方便我扔下就走，哪怕这样了，时常也拦不住他们拿起钱就塞回到我的口袋里。

其实，我倒不是很担心人情超越商业规则，毕竟个体经营，拿人情做买卖只是自家的事。我只是怕，人情会超越其他的规则。“没有熟人就办不了事”，这句话背后的价值逻辑难以称得上现代文明。

简而言之，新生的未必都是健康的，而旧风物未必都是落后的。乡村一定要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是不是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路，则值得思考。

现在我的家乡，即使春节放放烟花爆竹，还是能看见蓝天白云和满天星空；即使不用996，人们也能过上一个还不错的生活。但它还需要不断往前走，完成它的现代化。文明转型只在取舍新旧，艰巨且漫长。

文/张雨龙 （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