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狗本是乐事，长期以来却也成为城市的一块心病。《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即将于5月1日开始施行。该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此外，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从爱宠到心患，其中折射的是国内养犬面临的系统性矛盾——厌倦钢铁森林与人际社交的新时代“打工人”，渴望忠犬一般纯粹、忠实、温暖的陪伴，但不文明养犬、流浪狗伤人等现象是导致城市阵痛的伤疤。2020年11月2日，黑龙江日报客户端发布消息，截至10月30日，哈尔滨狂犬疫苗使用量近七万支，主城区狂犬疫苗相继告罄，而2017年哈市城区半年狂犬疫苗使用量小于5000份。四年间十数倍的狂犬疫苗使用增量，折射的是养狗乱象造成的悲剧与潜在危险。

这种乱象带来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也反映着社会各界治理的失职。长期以来，官方都推行流浪狗直接扑杀，而这种生硬的管理行为已经毫无疑问被网友诟病，打上“非人道”的标签。而除此之外，回溯相关的热点事件，“罚”“管”依然是官方处理狗患的两大手段：网红德国牧羊犬“糯米”自行送水被深圳城管局点名罚款500元；街道办组织开展流浪犬清理整治工作。尽管如此，支持或反对养犬的群体依然呼吁政府进一步的行动，这反映出刚性治理的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生硬的刚性管理无法为多元主体的养犬人提供令人舒适的治理空间，或许在探讨治犬困境时，柔性治理会带来一些突破。在一些国家，虽然强化了对犬只牵引绳的要求，但依然设置特定活动场地供犬只玩耍。牵引绳被允许罢工，主人与狗狗进行自由丰富的互动与情感连接，这也是对犬只“陪伴”意义的延展，同时，各式提示牌与专供的“铲屎袋”也为主人们提供便利。

在政策的柔性制定方面，针对犬种性格的政策制定也可以成为一种治理思路。目前国内大致依据犬只体型判断是否应禁或可养，例如哈尔滨市规定，“凡肩高超过55厘米、体长超过75厘米的纯种犬及杂交犬，均属城区内禁养犬”。然而，通过体型区分犬种的攻击性并不准确，譬如金毛寻回犬、阿拉斯加雪橇犬等大型犬类攻击性反而小于博美、吉娃娃、泰迪等小型犬。以国外为例，俄罗斯规定犬只以红、黄、绿三色挂牌表明攻击性；德国以“拥有独立住宅”为饲养危险性犬类的前提，并要求危险犬外出时佩戴审批标志与口罩。对于犬种性格的柔性分类为人们选择互动或绕行提供了余地。

在流浪犬治理上，美国“收容绝育安乐死”模式对于狗患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面对流浪动物极高的繁殖率与危险性，收容、绝育与安乐死三种方式结合才能彻底阻断悲剧。政府在推行政策中的阻力或许较大，包括但不限于：人们是否接受似乎非人道的绝育与安乐死；是否保证领养再弃行为减少等。在我国，“绝育+领养”模式已被部分公益组织小范围推广，在这种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方式下要获得更深远的影响与成效，需要公民在观念和行动上的配合。

在等待顶层设计贯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人与动物权利与道德绝对程度不对等的情况下，能作出改变的仍是人。我们能做的，是软化系统矛盾中的恶意，承担起每一个“宠爸宠妈”的责任感。因为与生命相遇的热情也许会消逝磨灭，可生命本身不会。如何在获得治愈与陪伴的同时承担起这份责任，是每位“铲屎官”的必修课。

文/李轩然（广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