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谢

7月11日，米兰·昆德拉去世，享年94岁。媒体在报道他去世的消息时，用“欧洲知名作家”来表述他的身份籍贯，仿佛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929年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1975年移居法国，1979年被捷克政府书面通知开除国籍，1981年法国政府授予昆德拉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公民身份。在两年时间里，昆德拉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992年捷克政府恢复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他虽然没有拒绝，但表示“我永远不想回去了”；昆德拉讨厌任何仪式，获授法国国籍时，科塔萨尔作了书面致辞，而昆德拉只说了一句话：“法国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国。谢谢。” 捷克驻法大使给他送恢复公民身份文件时，他接过文件，同样只说了一句话：谢谢。

给人的印象他对国籍这件事看得很“轻”。实际并非如此。昆德拉是因看不到尽头的迫害而离开祖国的。1968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终结“布拉格之春”，胡萨克上台开启“正常化”，接下来的政治高压，昆德拉的书被下架，出版社禁止出版他的作品，报纸禁止发表他的文章，昆德拉被开除党籍，电影学院的教职也被剥夺，失去收入，妻子薇拉不得不当英语家教挣钱贴补家用。但是去国之旅并不轻松，《告别圆舞曲》主人公雅库布离开祖国时，昆德拉这样写道：

“他快步朝汽车走去，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重新驶向边境。就在昨天，他还想，那会是很轻松的一刻。他会满怀喜悦地从这里出发。他会离开一个他曾错误地出生的地方，一个他并不觉得是在自己家的地方。但是，眼下这一时刻，他知道，他离开的是他唯一的祖国，他没有别的祖国。”

对中文读者来说，米兰·昆德拉的名字比很多一线作家名字都响亮，他和马尔克斯是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最深远的两名外国作家，有段时期，昆德拉几乎是文学场域的“门票”，谁要是不知道昆德拉，是要遭人笑话的。

1987年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首次在内地出版，风靡一时，我查了一下二手书网站，昆德拉的书，低到1块钱左右，可见印了多少！人们从昆德拉那里还知道了另一个词：媚俗。但是昆德拉的小说和他的同乡卡夫卡一样并不以情节见长，可以说一半是小说，一半是哲学，要有读萨特心态，才能理解昆德拉。

昆德拉最有名的小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写布拉格之春和苏军占领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东欧作家不同，告密、监视、恐惧、压抑只是作为背景出现，他描写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实际是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在生命的轻与重之间来回跳跃，看起来很严重，又可能什么都不是，轻如鸿毛，稍纵即逝，抓不住，无法忍受。

在哲学上，昆德拉拓宽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维度；在文学上，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他的共时性叙述方式和复调叙述方式，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验。

和村上春树一样，昆德拉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陪跑了好多年。他不但厌恶一切仪式，也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在巴黎第六区寓所深居简出，冷眼观察这个媚俗无处不在的世界。

昆德拉《生活在别处》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