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水浒传》塑造反面人物有很高超的技法，不仅写出人性中的丑恶，还能借由角色来书写社会机制层面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高俅这一角色形象的塑造，在权力傲慢这点上，对高俅之恶、朝廷之弊有十分深刻地书写，进而凸显“乱自上作”的内涵。

施耐庵写高俅发迹的过程，符合古人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宋徽宗做了皇帝，便重用了玩伴高俅，任人唯亲不唯贤，为后来的种种问题埋下了伏笔。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在水浒的世界里，权力傲慢不只是人性中的幽暗，也是制度弊病的集中呈现，借高俅形象来批判任人唯亲现象，如写宋徽宗宠幸高俅，也批判近亲繁殖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如写高俅对高衙内的宠幸。

《水浒传》将高俅的故事放在前面，由此才引出鲁智深、林冲等好汉的故事，或许是在暗示读者，梁山好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高俅息息相关。高俅的个人喜好，不仅可以决定很多普通人的生死，也能直接影响林冲、杨志等人的命运。

高俅手上有了权力，就喜欢发号施令，吆五喝六，显得十分威风。高俅在外表、武艺上都毫无魅力可言，却能对杨家将们之后的好汉杨志颐指气使，靠的就是太尉这个官位。高俅披上官袍，可谓沐猴而冠，他所有的“能力”都是制度性腐败的结果，他也很清楚这点，因此便故意装成一番高不可攀的样子，来威吓那些手中无权的英雄。

那杨志入得城来……来到厅前，那高俅把从前历事文书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把文书一笔都批倒了，将杨志赶出殿司府来。

——《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杨志不慎丢了花石纲，这成了他的罪状。虽然杨志花了很多钱，打点了一些关系，但还是没能从高俅那里要回官职，反而被其怒斥。这说明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即便有钱，若关系不到位，这笔钱也是不管用的。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终究还是有限的，因此高俅之流才会将攀附权贵看成进阶的唯一渠道，至于银子，则只是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才能发挥作用。比如，宋江在衙门内外靠金钱开路，进了牢城营，也靠上下使钱来换得清闲的差事。在这类场景下，金钱还算有用，但在高太尉眼里，杨志的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若是因为丢失花石纲而得罪了宋徽宗，这是他难以承受的后果。

后来，施耐庵写高俅被俘上梁山后的故事，写高俅在梁山好汉面前丑态百出，其实就是施耐庵对公权力的嘲讽：

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先有了十分惧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

——《水浒传》第八十回《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高俅做了梁山的俘虏，为了活命，态度立刻谦恭起来。甚至他还主动提出要跟皇帝奏明宋江等人渴望招安的事情。宋江也不想跟朝廷翻脸，便对高俅也很客气。此时此刻，高俅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傲慢，反而变得低三下气。这背后固然有人情世故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在不同体系之下的差异问题。

高俅虽有太尉之权，但只是在官僚体系里有用，一旦出现在不受朝廷话语规训的江湖里，这官位和权力就毫无作用了。至于在梁山上，高俅的权力身份会成为他被羞辱的理由，虽然只有林冲、杨志等少数人是直接受到高俅伤害的，但从集体身份的角度来看，梁山好汉与高太尉这对关系，就必然构成无法和解的矛盾。

高俅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反面人物，在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死亡之后依然活跃。施耐庵如此安排，不只是写出了一百单八将的悲情宿命——英雄好汉相继凋零，而罪大恶极的高俅却逍遥法外，似乎百姓的怨恨和好汉的抗争，都无法影响他的稳固地位与优渥生活。这更是写出了北宋很快覆亡的重要原因——尽管在《水浒传》中，并没有写到金兵南下、徽钦二帝被俘的结局，但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读者都知道，靖康之耻马上就要到来了。依照书中设定，梁山好汉在这一历史变局降临前夜告别世间，回归天界，或许也有好汉们不再庇佑江山社稷而朝廷必然走向崩坏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