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辉（湖南师范大学）

据《真实故事计划》文章，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有的已就位一个多月，他们多数是歇工或者待业的年轻人，提前回家整顿，等待春节重新出发。可居家的短暂蛰伏并不能修养身心，亲友突然的关心、父母唠叨抑或催婚的攻守，会让年轻人们随时破防。

既往，节后恐惧症被人普遍关注，人们在春节长假后回归岗位，面对重新恢复的高强度生活节奏，身心难以与工作节奏迅速建立匹配的思维与运作方式，人们出现生理与心理的应激。但近年来，节前的时间段，马上面对的大把放松与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返乡重聚的机会，人们也开始滋生焦虑。笔者认为，节前恐惧症的焦虑恐惧来源于，我行我素的个人生活，暴露于价值观与立场不同的隔代人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揭露、谈论、评价和指导。《真实故事计划》呈现了杨思雨、邱盈雪、徐仔等人的真实返乡故事，作为第一批返乡的青年人，他们是歇工和待业的人。而这篇非虚构文章里提及的杨思雨的弟弟，以及这样一类人，作为第二批返乡青年，是社会上罹患节前恐惧症的又一大群体，他们有自己的职业与人生规划，却往往因代际差距带来的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与长辈产生各类规划的分歧。

互联网上，过年被戏谑地称作一场“年终述职”。青年人要在关系疏离的长辈亲友面前汇报自己一年的存款、工作、恋爱与生活，并被评论和比较。在节前，时空的差距松弛了长辈对青年人的约束与监督，青年人的就业、婚恋、生活拥有自我支配的权利。而春节的长假，血缘的重聚让人难以叛逃和拒绝这场关心与问候，青年人又被重新捆绑在了传统的拘束观念之中。而青年人自我的追求，被疏离的关系给予不负责任的否定。青年人的反感，并非在于封闭自己，排拒外界的关心，真实原因在于，面对生活的不堪，青年人无法交付给予自己真正期望与真正关心的亲友，以优秀的成绩单，惶恐自己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子女；无法忍受非真心的不负责任的谈论和比较，也不想被作为谈资，成为亲友口中的反面教材。

互联网的表达场里，对于春节返乡亲友团聚的反感的喧嚣声从来不浅，并成为互联网的一种有目共睹，得到网友的普遍认同，激化了社会对于春节前返乡重聚的恐惧与焦虑。

近年来，职场就业形势的变化，给予人们太多的不确定性，杨思雨、邱盈雪、徐仔作为第一批返乡待业青年，承受自我拷问的压力，又被赋予基于血缘延伸的亲友的压力；第二批即将返乡的青年，同样承受着因价值观念差异带来的婚恋、就业、生活观念上的压力。压力过载使青年人厌烦疲倦，春节的放松氛围也无法冲淡这一场焦虑，于是也有大批青年人选择不回家，萎缩于自己的出租屋内，并认定那就是自己的“家”。

但是，互联网上也发出另一类声音，反思自己长大成年以后，在面对亲友的孩子时，也会开始询问他们的考试成绩和就业情况，其实只是无心之举的找话题。看似恰如其分的关心，其实只是暖场的话术，绝大多数时候不会真正负责别人的人生。

但其实，过年本不该如此，春节为社会提供一次长假，很多人才能在一年当中有一次机会，和亲友来一场线下的团聚，放慢既往高强度的节奏，拥有一场心灵的休憩。

生活是我们自己拥抱的世界，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放于他者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下，注定存在或优或劣的评价结果。我们厌弃别人不负责任的否定与评判，但不负责任的关心，我们也没有必要挂念与焦虑。而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我们个人的生活无法比肩父母与长辈的期望，或者我们预想的生活与父母的期许背离时，试着参考他们的意见，但要遵从自己的本心，做一场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权衡，淡化社会喧嚣声激化我们的春节焦虑，冷静客观地认识生活，因为生活本是自己拥抱的世界。